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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K.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波普尔胜了一筹，但科学上的贡献他是籍籍无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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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不少。他们胸有实学，思想敏捷，缺少了的是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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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合乎逻辑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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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哈耶克及舒尔茨（T.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马克思的困难，是在推理上有问号，逻辑不清，而不少后人代为修改也弄得一团糟。那是说，马氏的预感有创见，但经不起逻辑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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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首推科斯（R.H.Coase）。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独特的意见，他通常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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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在一个会议上，有人说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垄断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可能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一定要将麦地分开来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会在市场上竞争出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科斯在旁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科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什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科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复推敲，是名家风范，值得我们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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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已故的朋友，名叫凯塞尔（R.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一九七四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和他相聚几个月，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凯塞尔有一条座右铭：“无论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总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你什么辩论也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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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缺少不了的——从哪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什么也不大清楚。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哪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非试走一下不可。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是路可以愈走愈远，愈走愈清楚，到后来豁然开朗。“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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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之意。我曾经是卡尔纳普（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可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早了却可能把预感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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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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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思考上的问题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敲。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这些，我认识的高人皆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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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每个人常有。浅而重要的发现，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如果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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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科斯的手上，他把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哪一方？”科斯定律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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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夏普（W. 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还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当时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夏普的“破案”出发点，是把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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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看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不同的角度皆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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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可能前功尽废。在大要上是对的思想，细节的补充通常是时间问题——就算是细节错了也往往无伤大雅。这方面的思考困难，是假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不容易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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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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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例子远胜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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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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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思考时，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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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萨缪尔森（P. Samuelson）、阿罗（K. Arrow）、宇泽弘文（H. Uzawa）、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了。有些学者只用符号或少用例子，但有重要发现的很少见。中国人天分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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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要看个人的想象力。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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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子要简单而贴切。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象力。在经济学历史里，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 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是说，例子简化得愈厉害，复杂的理论愈容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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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可帮助推理。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前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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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众所周知的例子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科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些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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