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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少年时读得不好，可能因为读得杂，学校教的我不闻不问，但课外的什么唐诗宋词、水浒三国、古文诗经、东莱博议、武侠小说、象棋书谱、掌相奇经等等，皆读得津津有味，且过目不忘。进了大学，我由杂而博。经济学之外，我对逻辑学、历史、人类学、艺术历史等等学问，都有很大的兴趣。即使在主修的经济学内，我的阅读兴趣包括价格理论、对外贸易、福利经济、经济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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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研究院后，我从博变专。起初是专于价格理论；过了不久，就专于价格理论中新兴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问题。到了写博士论文时，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上，以及当时无人问津的合约理论那方面去。今天，不少行内朋友认为，在经济学报上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是我始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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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博士，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坐下来读书的时间就愈来愈少了。其时为一九六七年。在芝大，我多看研究工作的资料，少看的是书。好几家学报邀请我做评审员，我于是逼着读到不少未经发表的文章，觉得十之八九不堪一读。六九年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邀请我评审文章的学报愈来愈多，不胜其烦，避之则吉，推却所有评审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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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读书，也不评审，剩下来的时间当然是什么也不读了。自己专心研究合约理论，同好的有什么奇招怪着，总要找我研讨。于是，我不读而听，但到后来，我想我的，他说他的，我听而不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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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读书经验，从杂而博，博而专，专而听，听而不闻，可不是我自高身价。杂转博，博变专，是很多人的读书经验。这是因为书读得多，不期然地要一抒己见，而这样做，先博后专也许是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然而，从专而变为不读，以至听而不闻，在学术界我应该是一个少见的例子吧。我不容易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觉得书中说的，或同行口中说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一套，没有什么新意，闷得怕人。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若真的要一抒己见，愈少受他人影响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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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思考，好像在黑暗中幻想着无际的天空，半点约束也没有，其舒畅的感受难以形容。只是在没有进境时，这样的思考很寂寞，有时觉得苦闷。然而，思想既然进入了四顾无人的天地，我不容易从这天地走出来，找同行的朋友研讨一下，因为觉得自己思索的，说来话长，提不起劲从头解释或细说端详。是的，我没有向同行的学者朋友提出自己难以解答的问题，已有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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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回顾，在寻求学问中我觉得最愉快的日子是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老老实实地用功读书大约有四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图书馆内，我自己占有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把自己要读的书都搬进去，带了干粮（地上可以睡觉），不分昼夜地一读数天，不明白的问题都记起来，一出馆门，找老师发问去也。如此读读问问，问问读读的，每过几天都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其欢欣之情，不足为外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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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觉得是老生常谈、闷得怕人的学问，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觉得很新鲜，对自己的思想有冲击。当时，我觉得这些知识是一个大金矿，应有尽有，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于是唯恐“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每天睡三几个小时就“淘金”去也。自己要读的书读之不尽，几位大师教授乐意指点迷津，恍如进入书卷之桃花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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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读书是一件很热闹的事，很够刺激，但同时也有很大的约束性。另一方面，“独行独断”的思考，毫无约束，使我感到舒畅，不过有时很苦闷，往往寂寞随之而来；而不闻不问的行为，不免使行内的朋友们觉得我是一个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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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太宁街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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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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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宁街是西湾河的一条横街，今天，知道的人很少吧。四十年前我见的那小街，两排都是红砖屋，楼高一律三层，共有二十八个门牌；后来太古船坞要重建“太古楼”，就只剩下三几个门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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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写太宁街的往事已有好些日子了。本来“往事”应在《凭阑集》下笔，但因为母亲的病，该《集》草草收笔，关于太宁街的追忆一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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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广州“解放”将至，我从佛山转到香港的湾仔书院就读，读的是第八班。读了一年，遇到一位姓王的同学，大家成了好朋友。他名柏泉，很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好，且无所不精。我当时对风雅的事没有兴趣，但在多项的玩意上却超人几级。柏泉的乒乓球与掷毫技巧也不弱。至于街头巷尾的不值钱的孩子玩意，可以跟我难分高下的，在我少年时的朋友中只有一个。那是容国团——我与柏泉相熟几年后才与阿团成为知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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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后来被人称为“多面手”，是指他的乒乓球技千变万化，多彩多姿。于今想来，昔日的王柏泉也是个如假包换的“多面手”。今天，专业人士比比皆是，但“多面手”却不多见。四十年前的太宁街有一个难得的特色：多方面的奇才、怪杰云集于斯。可以说，任何人在太宁街的街尾停留过三几年，耳濡目染，再蠢也会变得聪明起来，对什么古灵精怪的事也懂得一点。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这七、八年间，每天我总有三几个小时在太宁街流连忘返，因而荒废了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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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的家在太宁街对面的山头——今天不复存在的奥背龙村。因为认识柏泉，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家位于海旁、街尾，是红砖屋的“单边”地下，门牌二十七号（已拆掉二十余年矣）。附有后院的几百呎居所，住着王、彭二姓人家（彼此为世交）；大门常开，街坊朋友自由出入，于是成了宾至如归的热闹之地。夏天时，到了傍晚，众多的人一起在海旁纳凉，有钓鱼的，有下象棋的，有唱粤曲的，有听“讲古”的，还有高谈阔论的。我到那里一坐往往就是七八个小时，直至深夜，母亲会派人“抓”我回家，有时骂一顿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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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泉有三个哥哥，都是才子。大哥名深泉，在中环的写字楼任职，业余从事写作，也爱唱粤曲。一谈到文字，大家以他为“评判”，除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外，很少有人与他辩论文章之道。深泉当时以秦西宁这个笔名发表小说等等。“秦”带有古风，大概也与昔日秦淮有关，“西”是西湾河，而“宁”当然是指太宁街了。今天没听过秦西宁这名字的读者，若对文艺有兴趣的话，可能知道他后来多个笔名的其中一个。那就是舒巷城。我认识深泉时，他正在写后来成为小说珍品的《鲤鱼门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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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泉的二哥名照泉，笔名王君如，是粤乐界的知名撰曲者。他善感而有文采，例如他早年《吟尽楚江秋》的“借酒消愁，添愁，一江秋……”，《歌衫舞扇》的“火山中，有孤凤。春归秋去夏至冬，货腰卖唱泣声中，泪与胭脂一样红”，与后来《饮泪弹歌送汉卿》的“长亭古道柳笼烟，落日芦沟画角喧。离绪千般无写处，一腔别恨寄冰弦……”等等都是动人的曲词。三哥丽泉，书法清秀，一如其人，下象棋与弹三弦都潇洒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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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太宁街的王家四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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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在乐器上的才华，太宁街谁也不及样样皆能的黎浪然。黎老兄以“玩”粤乐谋生，众人都称他为黎师傅。当年在“东方之珠”谋生可不容易。黎师傅是个很幽默的人，说笑话的本领有时比他的粤乐本领还要高。某年新春时节，大寒天气，黎老兄只穿单“恤”一件——外衣已在当铺里。我们明知故问：“黎师傅为什么不怕冷啊？”他在尴尬中仰天大笑说：“你们不知道吗？我在扮‘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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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象棋吗？丽泉、柏泉和我都不算什么。常来太宁街二十七号的高手是十多岁的徐道光——是的，那位曾经代表香港出赛的神童徐道光。乒乓球吗？“东区小霸王”是由于认识我而跑到太宁街去的。一九五九年，这位“小霸王”拿了世界单打冠军——多面手容国团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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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功夫厉害的有陈成彪，说故事动听的有彭芬，“吹牛”吹得过瘾的有绰号“咕喱王”与“大蛇恩”的王兆恩，不知死活为何物的有“大炮华”，足球高手有龚添贵、何佳，以及后来一度成为中国国脚的黄文华。其他的性格“巨星”如陈文、刘基、黄德宽、刘仔、杨仔、徐炳垣、甄锦旋，还有“通天晓”大珠、“科学家”王洪庆等等，真是不胜枚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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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香港情况复杂，觅食艰难，但人物与生活却多彩多姿。太宁街二十七号的常客，有的是奇才异士，他们在穷困之中也往往看得开而有乐观精神，像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中有人米饭无着，有人要扮“泰山”，但自己还是看得起自己，不屑于做鸡鸣狗盗之事。这样，大家往往相聚一起，一畅平生。今天，说来不免有所感触，这些朋友死的死矣，老的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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