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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细读，重点不单是明白内容，而是要找寻作者的推理思维。明白内容而不明白作者怎样想，不是真正的明白。这解释了为什么认真地读书是那样大的投资，也解释了为什么思想平庸之作不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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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翻阅而选读物，是一种办法，不一定可靠，也不是最可取的。较为可取的是听老师的介绍。问题是平庸的老师往往误导，不可尽信。这解释了为什么做研究生时，一位高人老师盛赞某读物，我立刻跑到图书馆去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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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用上其他两个选读物的办法。其一是收听同学们的评语。不是一两个同学的评语，而是众多同学的认同。有了同学之见，再去问教授，问呀问的，肯定了才读。是大投资，怎可以不左打听、右打听呢？其二，可能最可靠的，是选作者来读。肯定是大师的人物而自己对其学问深感兴趣的，就按这大师的作品的发表先后日期，顺次而读之。差不多这大师的所有作品都读，较精彩的当然读得天翻地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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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物难，细读更难。没有趣味的读物我读不下去。细读是大投资，没有趣味的要生吞硬吐，不读算了。这解释为什么在自己专业的学术范畴内，好些题材我不懂。另一方面，兴趣所在而读的，我懂得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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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盖尔·约翰逊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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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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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谢世了，享年八十六，消息传来，我的心沉了下去，不禁对太太说：“平生遇大师无数，获教益良多，但如果没有盖尔的亲手提拔，我不可能在国际学术上杀出重围。”一时间，数十年往事，注到心头，让我在这里追忆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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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考完了所有博士笔试两年，我的论文经过数次更改题目也没有进境，心灰意冷之余，不想再留在洛杉矶加大。那时学术工作市场好，一出声就有十多家大学招手，许以助理教授之职。这些大学不是籍籍无名，而是重于教书，说不上是有规模的研究院。希望能写好博士论文，我选取了近于加大的长滩加州州立大学。当时，老师与同学们都说，州立大学不是不好，但教书时间多，研究时间不足够，而更头痛的是进了以教书为主的大学任职，要转到以研究为主的大学是近于不可能的了。这后者的“不可能”的观点是对的。一九六六年，我在长滩拿得加州最佳教授奖，以为可以转往以研究为主的名校，去信几封，没有一间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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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我得到老师阿尔钦的认可，开始整理佃农理论的资料，同年十一月写好了第一章，老师赫舒拉发很喜欢，寄给当时从麻省理工学院到洛杉矶兰克公司造访的杜玛（Evsey Domar）。后者读后召见我，说我不属于长滩，问我愿不愿意到麻省去碰碰运气。我当然高兴，但过了几天收到杜玛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所以他把我那章文稿寄了给芝加哥大学的盖尔·约翰逊。杜玛说芝大每年有一个“政治经济博士后奖”，有分量，此前获奖的有阿罗、蒙代尔等人，促我尽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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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我吓了一跳。我知道盖尔是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学家，曾经发表过自马歇尔之后的最重要的关于佃农理论的文章。然而，在我自己的佃农理论的上述那章中，我对盖尔的名著批评甚重！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得理不饶人，手起刀落，节节进逼。杜玛建议我申请芝大，竟然把我的文稿寄了给盖尔，我恨不得文稿不是那样写，或起码写得客气一点。但文稿已到了盖尔手上，很有点难为情，我于是决定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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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奖项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截止申请的。三月中赫舒拉发给我电话，促我立刻写信申请。不知何解，但老师有命，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到芝大去。两天后收到当时芝大经济系主任哈伯格的电报，说我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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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到了芝大半年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里的George Tolley教授告诉我，他是评审该年的“政治经济奖”的委员会主席。他说我曾经给他们一点麻烦，因为盖尔读了我的一章文稿，就坚持把奖给我，不考虑其他的申请者，但等来等去也收不到我的申请信。这使我如中雷击：该文稿批评盖尔，下笔无情，但他胸襟广阔，虚怀若谷！这使我意识到真正的学者有恃无恐，而搞学问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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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芝大的第二天，我跑到芝大出版社去见那里的经济书籍编辑，因为我早就将那第一章寄给该出版社考虑出书，得到正面的回应。我告诉该编辑论文已写好了。他很高兴，说要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看其他就作了决定，而该出版社又是那样大名，是难得的际遇了。过了几天，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找到好些珍贵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料，《佃农理论》要出书，这些资料要怎样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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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盖尔问他的意见。我说芝大出版社要立刻出版，但我找到新资料，加进去恐怕要多花时日，怎么办？盖尔说要让他想想才回应。过了两天，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来（大教授下访“博士后”是不寻常的行为），说：“你的问题我想过了。通常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大名的要替你出书，你应立刻出版而转向其他研究打主意。但你的论文可能很重要，不容易有这样的际遇，你自己也可能不会再遇上了，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修改文稿，作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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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照盖尔的建议而多花一年时间。以书页算，这一年我只加了大约五十页：考查了佃农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与大幅地扩充了合约选择的分析，而二者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国农业的资料。后来论文的第一章出书时变作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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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大的两年中，盖尔是维护我的长者，对我像弟弟那样教导。他当时是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身居要职，但我凡要问前途，选路向，研究何去何从等，求教于盖尔，他必定慷慨地给我时间，慎重地考虑后才给我答复。我记不起有哪一次不听盖尔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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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佃农理论》出书时写序言，我措辞激动地感谢盖尔的教诲。他读后约见我，说序言虽好，但希望我考虑淡化一下感谢之言。我于是要从他手中拿回该序言的文稿，但他说：“这文稿送给我吧，将来有一天我会重读这序言的原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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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约翰逊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教育家。他曾经是名重一时的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院长、图书馆长、经济系主任，也曾经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刊物编辑……等，屈指难算，往往同期身兼数要职。十八年前，香港大学的黄丽松退休，要找新校长，我极力建议以重金聘请盖尔。得到的回应是香港回归在望，不能接受外国人做头头云云。这种及其他与学术无关的政治意识使港大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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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盖尔·约翰逊对东欧与中国的制度改革很关心，尤其是在农业人口转业那方面，他作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少建议。对中国情有独钟，这些年来他在神州大地周游了多次。是林毅夫的师傅，北大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应该称盖尔为师祖了。盖尔的女儿曾经在中国传授英语，更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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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盖尔到香港来，袁天凡宴客鲤鱼门。我坐在盖尔身旁，说往事，见他身体尚好，思想还敏捷清晰。但去年到朗润园讲话时，听到的是盖尔的健康走下坡，大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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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欠盖尔实在多。我认为中国的农民也或多或少欠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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