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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三、教育的制度（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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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角度看香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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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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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在《明报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遗珠》的文章，畅言“香港富甲一方，大学设备精良”，但在最近的“第一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术会”中，香港的贡献却平平无奇，因问：“香港尚有无学术与科学？”这一问，引起港大的王纪庆与戴树焯的反驳。反驳者的言下之意是指责鲁尔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盖香港是藏龙卧虎之地，怎可一笔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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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些有趣的笔战，我想起哲学大师尼格尔（E. Nagel）说的几句话：“错误的出发点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以出发点错了而判断结论因而也错，是错上错。”我以为鲁尔的出发点是错了，但结论却是对的，因此为之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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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的错误所在，是见到异地一个华人学会少有香港人士参加，就作出结论。这是说不通的。据我所知，杰出的香港学者，虽是屈指可数，但仍然可以屈指。例如，香港大学有关医学方面的，据一般的评价，确是有二三指可屈的。然而，一般而论，说香港是学术的沙漠地带，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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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事实 难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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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下列的几点事实，难以反驳地支持着鲁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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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政府对教育及学术的资助，以市民或国民收入的比例计，近于举世无双，而香港学子的智慧也绝不后人，但香港的“世界级”学者的数量，却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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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样是中国人，在没有思想学术自由的地方发挥不了先天的智慧无话可说；然而，在以言论自由见称的香港，在学术成就上，比例与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悬殊，大致应与鲁尔所指的尴尬比例相若。“月是他乡明”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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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香港两所大学的讲师所发表的文章质量看，也显示水平低落。不是说文章数量不够多，而是少有重要性的。美国的三流学府是“计”（重视）文章数量而不计重要性的——香港也是如此。我见过不少发表了数以十计的文章的讲师，作品被引用的次数却绝无仅有。香港的大学讲师要升级，多产比写出有分量的文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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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香港学者认为香港是弹丸之地，学术无人问津，虽有佳作，也会被人漠视了。这观点不能成立。有分量尤其有里程碑性的文章，就算埋地三尺，也会被人发掘出来。经济学大师J.Viner的一篇《成本曲线》，遍投多本学报不被采用，其后以德文发表，被翻译后成了名。科斯定律的经典之作，是在当时仅发行五百本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后来该学报为世所知，二十多年来，因为科斯大文所在的那一期重印了数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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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后一点是香港的学术气氛非常淡薄。鲁尔提出“美食”是香港人所好——民以食为天，也许无可厚非，可是对“赌马”的狂热，我们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不能否认鲁尔所提出的“九七”问题对香港的学术研究有某程度的影响，但香港的学术不成气候，绝非“九七”问题出现之后才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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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学的饭堂内，我很少听过教师们在进午餐时讨论学术以外的问题；在世界任何稍有名望的研究院中，我们很难找到选科以“容易”为准则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名片上不会印上博士的名衔；芝加哥大学所有教授的称呼，都是“先生”、“太太”或“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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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气候 需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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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余英时认为香港毫无文化可言的观点。我以为香港的文化自成一家，未必足以骄人，却大有研究的价值。但在学术的成就上，香港的水平乏善可陈，倒是千真万确的。鲁尔的出发点可能有误，但结论大致上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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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既有言论自由，有大量资质可取的学子，也有对教育极为乐善好施的市民与政府，而学术的水平竟一至于斯！若说香港在地理上远离欧美的学术中心，也不成其理由。在以色列的两所大学，学术水平直达一流。解放前的中国，清华及交通大学的水准，在国外有口皆碑。金陵大学在三十年代所作的中国农业调查资料，至今仍是举世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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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怎样解释香港学术的不成气候呢？我以为答案是布坎南（J. Buchanan）说的以税收津贴教育的问题。在公立教育的制度下，“出售”教育的人（被资助的学校与教师）不需要向“购买”教育的人（学生或他们的家长）负责或有所交代，而提供教育经费的人（纳税人）却无权过问。在这个特别的“市场”上，资助教育的纳税人与学校及教师被政府分离了，使前后二者互不相顾；而有问题时，需求教育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投诉起不了大作用，因为教育是免费的，他们不能以“不交学费”这最有效的办法来惩罚推出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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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津贴教育，与香港的有两大分别。其一是：美国的“免费”教育远不如香港那样普遍；一流的私立学校林立。最好的学校大都是私立的，而这些学校的成功，逼使公立的学校在竞争中力争上游，设法向“最好”的看齐，否则它们的经费会下降，好的教师或学者会另谋高就。第二个重要不同之处，是美国各州的教育征税，是由纳税人投票决定的。公立学校办得不好，纳税人心知肚明，到投票时可能一面倒地反对增加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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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由于“官立”的学校不用与私校竞争，教师的薪金甚至等级大致上是与他们教学的成绩或研究的成就脱了节的。决定薪酬的多寡，任职年期的长短竟然远比学术成就与贡献的大小更重要！又因为政府津贴的教育经费庞大而普及，分享这甜头的还包括了学校以外的“官营”机构，后者便对中、小学加以不少硬性的约束，使得教师不能发挥他们各自的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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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券制度 奖优罚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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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否以税收来津贴教育是主观的事，我们难以客观地反对。但客观地看，同样的经费，在不同的制度下可促成完全不同的效果。我以为香港的征税教育应该采用弗里德曼多年前建议的办法：学券（school voucher）制度。在这制度下，每个“免费’，学生由政府发给津贴费的学券，让他们自由选择学校，交出学券作为学费。学校收到学券后，就可向政府索取学券的面值。用这样的办法，学校是可以图利的。在竞争下，佳校兴旺，劣校不改进就倒闭；优良的教师被抢聘，没出息的被解雇；在大学里，学术上大有成就的教师也就大有吸引力了。在市场竞争下，他们的学术贡献会与他们的薪酬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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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否津贴教育是主观的问题，但说教育是一种有价值的产品却是客观的。教育的供应及需求与其他产品无异。以市场竞争，以市价定优劣，产品的“质”与“量”如何，就会由消费者（“购买”教育的人）来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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