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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佩服的，是刘易斯排名第一的学生，是以色列一间大学的，成绩只是中上。这学生什么会考成绩也没有，不在我所选的五十名之内。后来我才知道，这学生被美国最高的五间学府争相取录，其中三间把他排名第一。这可见美国的顶尖学府都有像刘易斯那样的高人，对会考成绩视如粪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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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我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职，替学生写推荐信时慎重处理。过了几年，有两间大学来信，请我多作推荐，又说明只要有我的认可信，他们是不用看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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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中学会考成绩（SAT）比大学会考有较重的分量，但通常只是以某一个分数作为起码的要求，其他就是按不同中学的成绩及推荐信，把学生作个别处理。在洛杉矶，Fairfax与Beverly Hill两所中学的学生，历来都有优先权；西雅图的Lakeside（Bill Gates之母校也）也有类似的分量。不要低估香港中学昔日的国际地位。一九六三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收生主事人告诉我，香港培正中学的学生申请，他们不用看成绩，照收无误。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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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天的教育制度，是学生从小就单为考什么会考而读书。一位有创意、有启发力的老师，不会被容许以自己的所长，针对学生的趣味而授课。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师的独得之见，对学生会考成绩不好，该老师可能连饭碗也保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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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悲剧的场面广大。香港的中学，课本要由官方机构批准。官定课本说这样，老师不会教那样。课本说“莫须有”是解作“不需要有”，老师不会说应该解作“可能有”；课本说“快然自足”，老师不敢说应该是“快然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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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不能对官方的规定视若无睹，不可以在课程上选用自己喜欢但不被批准的书，而又为米折腰，不敢畅所欲言，以自己的学问心得在学生面前发挥——这样一来，就算老师是个天才，要增加自己学问的意向也就谈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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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从律师行看学券制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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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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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我见香港的公立学校大有问题，向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建议改行学券制（voucher system）。我当时的观点跟现在的一样：公立学校的运作大幅地浪费纳税人的钱，而教师的薪酬与他们的学问脱了节，这二者皆因纳税人或学生的家长没有教育的话事权。公立教育的供应不需要向顾客交代；出钱的纳税人无权过问。美国的情况，是公立与私立分庭抗礼，后者给予前者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纳税人可用投票的方法去否决公立学校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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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励治同意我的观点，但认为要推行学券制，压力重重，过关的希望甚微。但他还是要我去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机。后来我与两间大有名望的中学的校长提及学券制，他们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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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券制可不是我发明的。首先提出的是弗里德曼（M.Friedman），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个制度的重点，是以公家的钱推行私立学校，把话事权交回教育顾客那方面去。当然，弗老的首选是废除政府资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学券制，资助教育要以市场的运作为依归。今天，美国的公立学校被私立的逼得节节败退，转用学券制或有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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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康时来运到。年多来他极力鼓吹学券制，竟然有听音之人。不久前曾财爷荫权也赞成学券制，不知他是听我的，是听弗老的，是听阿康的，还是自己发明的。既然财爷也那样说（而又听说赞成的团体愈来愈多），有机会吗？学券制的好处——把教育的话事权交给纳税的家长——毋庸细说，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气候，众所周知，用不着由我来落井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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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谈的，是阿康与财爷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给他们老老实实的上一课。他们不知道的，是改用学券制之后学校的制度及其运作在结构上会有什么转变。那是说，在自由市场竞争下，学校的结构制度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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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学，我跑进施蒂格勒（G. Stigler）的办公室与他聊天。闲谈中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学的制度与哪一个行业最相近？”一时间我无以为应。他见难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说：“是律师这个行业，美国的私立大学与大律师行的结构制度是如出一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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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惊醒梦中人。施蒂格勒和我于是畅谈私立大学与律师行业的大同小异。大学与律师行出售同样的服务：知识及方法。光顾的人通常需求一组专家合并的知识，所以大学以多位教授组合而成机构，而在美国的一家大律师行中，律师数以百计。一个大学顾客所需求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组合；同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件，在美国是由几个不同专业的律师组合来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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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初出道的律师，在一家大律师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该“行”内的资深律师议决，认为可取就晋升为合伙人（Partner），获得长期任职的权利，这与在大学工作了大约六年，若被认为可取就晋升为tenured professor一样（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师行做合伙人后若干年，工作表现好就变做资深合伙人（senior partner），这在大学是等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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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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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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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弗里德曼和商学院的施蒂格勒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着要轮流做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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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念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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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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