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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初出道的律师，在一家大律师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该“行”内的资深律师议决，认为可取就晋升为合伙人（Partner），获得长期任职的权利，这与在大学工作了大约六年，若被认为可取就晋升为tenured professor一样（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师行做合伙人后若干年，工作表现好就变做资深合伙人（senior partner），这在大学是等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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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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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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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弗里德曼和商学院的施蒂格勒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着要轮流做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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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念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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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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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学券制的困难是不容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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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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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弗里德曼（M. Friedman）提出了学券制，是他的精彩之作。多年过去了，学券制虽然有些地方局部试用，被接受的程度低得可怜，令人失望。学券制的建议不容易以民主投票通过，因为有两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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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公立制度中的既得益团体——有铁饭碗的老师、教育署的官员、考试局等——会反对。美国每次要投学券制的票，既得益的团体不是一盘散沙：他们联手集资刊登大量广告，把家长们吓得不敢多说话。另一方面，一盘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学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下数点是他们感到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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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不相信公立的浪费大得那样惊人。提到学券可以削减教育经费，他们就认为教育的水平会下降了。这其中显然有一个谬误。私立学校每个学生的经费一般比公立的为低，而教育的水平是前者远胜后者。今天美国最好的前二十间大学——哈佛、芝加哥、耶鲁、斯坦福等——都是私立的，每个学生的经费低于香港的大学。不要告诉我香港的大学有近于这些美国大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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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点我称之为郑经翰的智慧。郑大班认为，以学券制推行私营学校，为了招徕赚钱，好些学校会让学生看连环图，放三级电影，不务正学，于是“野鸡”林立也。郑大班的含意，是一般的家长——尤其是家境不好的——不懂得什么才是好教育，且对孩子的求学漠不关心。言下之意，大班反对学券制，是因为他关心他人的子女比这些子女的父母更甚。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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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点比较头痛。美国及好些其他地区，公立与私立学校并存。以学券资助现有的公立学校，私立的总要有同样的学券补贴——不然的话，怎可以向纳税人交代呢？这样一来，现有的公立免费享受者，难免恐怕私立分薄了他们的免费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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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说不清，我们不容易说服现有的公立享受者相信，在经费被学券瓜分而改为私立后，教育的水平还会改进。在香港，这个头痛问题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多年来经过纳税人对公立学校的乐善好施，私立的大部分早已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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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是个更为头痛的问题。好些小心而又局部地试行学券制的地区，其成效不大明显，甚至有不良的效果。阿康很热衷于学券制在香港推行（他有两个宝贝女儿也），传真给我不少关于外地局部试行学券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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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细读这些报告后，认为成效不大或有不良效果的情况，主要是一个原因：局部试行。推行学券制是不应该局部的，更不要“小心”的处理。小心翼翼地处理，局部的尝试，总会附带着多种与自由市场格格不入的管制。混合的制度往往不比公立的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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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假若香港今天全面推行学券制，你道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学生爆棚；平平的学生不足；而声望差劲的，学生人数可能下降至零。你是同意的吧。但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政府管制学费。要是政府发学券后什么也不管，那么需求大的名校就会在学券之上补加学费，使申请入学的人数减少。这就会给那些不济的一个机会，提升教育水平而免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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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从资助教育的两个基本原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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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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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的《苹果日报》有一个大字标题：《罗范椒芬舌战张文光》。顾题思义，这是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应多应少或应加应减的“舌战”了。罗范椒芬是教育统筹局局长，是政府的人，面对赤字财政，要节省教育资助是很自然的。张文光是教协头头，代表教师工会，要增加政府教育资助不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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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加，我要减，毫无原则的争议，“舌战”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决办法。我说没有原则，是一方面为教师争取收入，这是与资助教育的本意脱了节的；另一方面要减少支出，也与资助教育的原意脱了节——难道政府大有盈余，就应该乐善好施，大花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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