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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考最重要的一个笔试的情况。监考的教授当然知道，考博士理论的准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时要作弊根本不可能。要是考生准备不足，拿试卷回家作答，翻书参考也无补于事。请高人代笔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试卷回家。但两年前儿子在美国考试，其中一科有了进步：考生可拿试卷回家作答。儿子回家后却去看电影，比我当年喝咖啡胜了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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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太太买了一套《雍正王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举的过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监管如囚犯，而泄露题目的要被杀头。我想，不可能吧！中国的科举试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够，让你先知题目又怎样了？殊不知我以为是拍摄影集的人的夸张，原来真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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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到昆明一行，到云南大学讲话，校长带我去看校园内的明代考举楼，据说是整国尚存的三间中保存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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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道科举是怎样考的？一间一间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间大约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张，桌、椅各一，马桶一个。一个考生被锁进这样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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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但小程度上旧习仍在。几年前在内地访某大学，改试卷的老师要被关进楼中一个星期，卷改好后才能离开。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渊之别。香港的情况比较自由，但港大考试，考生的座位皆有编号，不能乱坐，监考的有好几个人，而考前主监者要宣读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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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我参与香港中七经济学会考出试题的工作，凡十八年，从来没有遇上试题外泄的事。（考试局本身曾经闯过祸，但与出试题的无关。）我说“奇怪”是出中七试题的有好几个人。我那一组就有四个中学老师协助，而他（她）们的协助是重要的。试想吧，除我以外，中学老师是常常更换的。十八年换来换去，那么多的参与者，而试题从来没有外泄。这是一种文化，或一种习惯，大家互相尊重，知道职责所在，看得起自己。（试题若外泄，考后不难发现，要断定谁外泄是比较困难的。）我还要指出的，是我那一组人从来没有受到什么警告，也没有刻意地秘密从事。不言自明的工作规例，大家都知道，新参与其事的老师是用不着提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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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中国古时（清代也算是古了）考科举的近于无稽的约束这个怪现象想过好一阵，不想了。但最近昆明之行，到那有名的大观楼一走，读到楼内关于那天下第一长联的作者孙髯翁的简短生平事迹，知道孙才子因为进科举考场要被搜身，认为是奇耻大辱，不考，不仕，潦倒落拓以终。我于是又再想到科举试这个怪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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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试是搞什么鬼的？为什么要那样严峻？被考的要被关起来坐马桶，主考的可能被杀头？区区考试，怎会搞成这个样子的？前思后想，我想出如下几项因素，让读者考虑一下——我自己既不肯定，也没有什么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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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神州大地考试作弊成风，加上贪污的协助，考生大出其“术”，考官其“术”不正。这个解释显然有问题。第一，科举试考的是文字题，大做文章的那一种。这种考法不容易出术，就是预先知道试题也帮不到多少忙，更何况有三日三夜的时间作答。第二，昔日欧阳修考苏东坡，皆君子也，不可能是作弊的那种人。事实上，欧阳修见到苏子的答卷，误以为自己的门生，为了避嫌而把苏子降为第二。这是说，昔日参与科举试的人，可以有高尚的品格，作弊之说是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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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举试中了个进士，姑勿论状元、探花，升官发小财差不多是惯例。这点比较有分量：牵涉到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隆重其事地处理不难明白。问题是，说比较隆重，可不是说隆重到要被关起来坐马桶。今天的社会，考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牌照也牵涉到财富的分配，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考试有近于昔日考科举的规限或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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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点似乎最有分量，但也最难明白：在中国历史上，要做官或要走上仕途，除了考试似乎没有其他的重要准则。以今天的西方学术来比较一下吧。在西方学术上要有一席之位，或要找一份学术工作，考试成绩怎样了不起也帮不到多少忙。名校毕业帮一点，不太多。大教授的推荐信很有用处，但比不上一篇精彩的博士论文，而这二者通常帮助找第一份学术工作。之后要争取学术地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发表的学术文章决定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不论文章的多少，也不大重视文章发表的学报的名气——主要的是作者说过了些什么话，或提出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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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衡量学术不重视考试，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衡量准则被采用了。要是西方的衡量单凭考试，那么考试就会变得隆重其事，虽然不一定会隆重到要把考生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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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科举试，其他的——通常是远为可靠的——衡量准则很少用，甚至完全不用。可能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知得不多，其他多种重要的准则被采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在直觉上少用其他准则是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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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还有一个疑问。今天我们在西方学术上写了一篇好文章，大喜之余奔走相告。然而，昔日苏学士写好了《前赤壁赋》，自己明知是神品，但恐怕开罪朝廷而不敢示人。如果是因为朝廷的混账而废除了文章发表的重要准则，那么大做文章的科举试究竟是考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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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干预教育灾难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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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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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五十多年前我在香港做学生时相比，今天政府对教育的资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当年官立的只有港大、理工，与一小撮中小学，都是名校，而私立的中小学不少有口皆碑，令人羡慕。五十年代中期，学位短缺，“野鸡”私校群起而出，可幸出钱的家长不傻，这些新校力争上游，办得很不错。我的一位今天在生物学上得享国际大名的外甥，是新法书院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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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香港二十五年，不知从哪时起教育制度开始闯祸。首先是听到教育司署的权力膨胀，干预课本的选择。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淘汰了我认为是好得不得了的《中华文选》，其后英语课本再不容易见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喜欢背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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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期，政府资助教育开始淘汰私校。我的母亲把一间工业建筑租给一家私校营业，每年要补地价。该校办得不错，有原则，但因为政府津贴的学校教师薪酬急升，私校只聘用低薪的，斗不过，节节败退。我从来不过问母亲的事，但她见该私校交不出租金而要诉之于法，我身在美国也干预。恃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儿子，吵、吵、吵，一说身体不适她就让步了。聪明绝顶，她不可能不知道儿子在说谎，只是爱子心切，无可奈何。八十年代中期，该私校不交租也守不住了。是政府，不是我的母亲，把该校淘汰了。差不多所有私校都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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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香港有两位教师跳楼自杀，有说与政府推出的“教改”有关。希望不是吧。如果真的有关——只有天晓得——那么自杀是判断错了。政府花那么多钱搞教育，懂也好，不懂也好，他们多多少少要推出一些“改革方案”给市民看。市民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大群跑出来破口大骂，“方案”就过了关。这样，作为教师的要不是辞职不干，就是为了饭碗而随波逐流，没有其他选择。随波逐流有违己愿，但工作情况不会太坏。人做你做，交差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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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会像我当年在港大那样，写信给一位副校长，说：“要管我吗？请你先拿出一点学问来！”听说这位副校长给我气得扎扎跳，但没有死，后来校方不给他续约，回到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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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为增加了政府干预，我们无从解释今天香港政府花那么多钱搞教育，求学气氛远不及五十年代。当时我是个逃学生，十试八不中，但口琴比赛了得，乒乓球左推右扫，下象棋闭目让双马，同学们都给我一点情面。留级归留级，总有老师看得起，认为逃学是我的专利，要学时总会指导一下，给我启发，培养了我的好奇心。说实话，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读中小学，除了两三位我讨厌的老师，校园的求学气氛很不错，只是没有钓鱼或放风筝那样过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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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语文课本是老师自选的，要怎样教政府完全不管。好些老师闷得怕人，但精彩的仿佛当年西湾河海旁的说书人讲武松过冈。自小学得快，懂得举一反三，只听一位精彩的国文老师摇头摆脑地教一次《滕王阁序》，我知道所有古文都要摇头摆脑地读。舒巷城曾经说，我的文采是当年摇来摇去摇出来的。可不是吗？文章读来没有节奏，不可能有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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