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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美国求学，教授们见我着着不依常规，以预感来去纵横，在课堂上不举手随意提问，认为孺子可教，循循善诱。这是后来行内的朋友认为我可以单靠想象力而站得住脚的原因。后来自己在美国为人师表，教出来的比较好的学生，不管是鬼仔还是从香港去的，都善于想象。很明显，今天中国出外求学的被老外认为缺少了想象力，是因为出国之前被教坏了。我对教育的看法与内地及香港专家们的看法的一点不同处，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生都可能是天才，而专家们主张的教育方法，不言而喻地假设大部分学生是蠢材。这样，就是天才也当作蠢材来教了。上述的观点分歧，证据多得很。让我只从讲学与考试这两个角度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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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我是从来不作准备的。这使外人批评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但我不备课不是为了偷懒，而是刻意地这样做。备课是举手之劳，花一点时间写下讲义，每次用时略为修改一下，授课时不用多想，心安理得。我不选这一套。我要在学生面前集中思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就说错了。主要是自己怎样想就怎样说，想法有变说的也跟着变。学生要做的是跟着我的思路，与我一起想下去，就是我突然离题万丈，他们也要跟着我离题。这样，听我一课就是跟我的思路走了一程。重点是，我想象，同学们也跟着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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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上，我曾经完全不抄笔记地听过五个高人的思路课程，全部是旁听、不修学分的。在洛杉矶加大有赫舒拉发（J.Hirshleifer）与阿尔钦（A.A.Alchian），在芝加哥有弗里德曼（M.Friedman）、施蒂格勒（G.J.Stigler）与哈伯格（A.Har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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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以思路表达的讲学有两个困难。其一是水平不稳定：有时精彩，有时平凡，有时说错了。这不稳定不是大问题，因为一个学期过后，用心的学生不仅在内容上会有所获，而更重要的是学得老师的一点思考方法。第二个困难则远为严重了。那就是以思路讲学不可以受到干扰。同学提出有关的问题可以，甚至有帮助，但完全无关的问题，或学生迟到、早退，或明显地在打瞌睡、谈话说笑、手提电话响声，等等，都是思路讲学的大忌。香港大学的学生就不断地给我这些干扰，其密度外人不容易相信。相比起来，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内地学子的专注聆听近一百分，场场如是！这是我喜欢到内地讲学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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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谈考试吧。香港和内地都着重考试，这“着重”是求知的障碍，而障碍最大的是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我说过了，考试是求学的其中一个方法，不是目的，而香港与内地都有明显的本末倒置的倾向。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重于考试是重于教学生答问题，忽略了教学生提出问题。搞学问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不是起于答，而是起于问。学生不懂得问，是不可能有可取的想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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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几年到内地讲学得到同学的热烈反应，主要是他们没有遇到过我那种讲学方式。这使同学们耳目一新。纯以思路讲话，美国不难见到，但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我的安排是由太太译为普通话，学生听得清楚，通常是讲一个小时，让学生发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太太和我全神贯注，很累，但学生们挤着站同样时问，也全神贯注，是很值得的交换了。那些批评我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根本不知道学问是怎样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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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前我和太太到广州的华师附中讲话，据说是广东省学生最优的中学了。高三的同学要大考，来听的是比较年轻的十六岁左右的孩子。因为人多，好些带着小凳子进场，很可爱的。喜上心头，我对孩子们大谈自己少年时逃学钓鱼的乐事，怎样被逐出校门，怎样骗老师，跟着谈到二十四岁才有机会读大学，考历史可以怎样瞒天过海，考理论好比下象棋，而进了研究院后，少小时的钓鱼耐力与技巧就施展出来，写成了佃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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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校长与老师们听着，木无表情，但孩子们非常开心，笑声、掌声不绝于耳。到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出自一个男孩子。他问：“教授呀，我听了你这番话，觉得自己年轻了几岁，那是为什么？”当时我想，这个孩子学得快，有想象力，可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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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中国青年要听施蒂格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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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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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施蒂格勒（G. J. Stigler）有一门学问独领风骚：整个二十世纪搞经济思想史搞得最好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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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熊彼特（J. Schumpeter）在这门学问上与施氏不相伯仲。我不以为然。熊氏对经济理论的操纵平庸。自己不是理论高人，能真的明白他家的思想不容易，更勿论衡量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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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施蒂格勒告诉我，在经济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人靠评论或靠回应能赢得些什么。施前辈的教诲，是我从来不评论他家之作或回应对我的批评的原因。他人的理论要点错了，认为是重要的错，我会指出其漏，补加分析，从而推出新的观点。但我从来没有单为批评而下笔。他人批评我的文章，我惯于少理。就算有道之士说我是错了，我也不管。文章发表后覆水难收，有不对的地方让他人修改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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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些，是因为虽然我曾经盛赞内地的学习气氛与学子的求学意欲，那里有很多青年喜欢在网上漫骂，很多时凶神恶煞，不可一世，看似“文革”时期的批斗文章。这种意识或态度对学识的增长有害无利，半点好处也没有。且让我把这种文字分三类来品评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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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人身攻击的漫骂，很常见，是非常无聊的作为，好此道者不可能在任何学问或玩意上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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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也常见。那就是动不动粗言粗语，说某名家错。想想吧，如果真的是名家，会错得那样容易吗？印错了字可能，写漏了一两句可能，说得不够清楚也可能，但真的是分析错了吗？读书的要点是考虑，是衡量，不是找寻作者的对或错，也不是要同意作者。平庸的或没有分量的作品根本不应该读，但有分量而又应读的，一般来说，不会错得那么容易。是初学，还没有登堂入室，不应该以大师自居，动不动就以批评大师为荣。什么痛骂、骂臭某名家，是希望成名吗？还是真的相信名家不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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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存在，但不常见。比较有分寸，那就是指出某名家的错处。没有什么作为，可以不吵就不吵，除非问题重要，而你自己又有新的、比较可取的分析。举两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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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是一九六二年旁听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的第一课，我一看弗里德曼的需求曲线图表，就知道他的消费者盈余的量度是错了的。赫师要我到黑板证明弗氏之错，我做了，赫师欣赏。但弗氏的错无关重要，我说了就算。后来一位同学去信弗里德曼，指出我说的错，得到弗氏认错的回信，奔走相告。这位同学后来连博士也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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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是戴维德（A. Director）的捆绑销售，以捆绑纸卡来量度电脑的使用密度，从而推出价格分歧的假说。二十多年前戴老问我对这假说的看法，我说量度的看法精彩，但价格分歧之说有问题。他点首同意，但我要二十多年后才写出来，因为当时想不出价格分歧之外的捆绑销售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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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谢世的天才凯塞尔（R. Kessel），于七三年与我辩论了一段长时日，使我获益良多。凯塞尔的座右铭：不能以无胜有（You canno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人家有一个论说，你认为错，但你自己什么也没有，怎样也不能胜，少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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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教育之道是赏胜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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