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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权利要有所界定,而如果要推行投票普选,这界定更加重要。想当年,起草基本法的朋友问意见,我说重要的是写明政府的开支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后来听说这建议有人提出,但不能通过。早些时,一九八四年,我提出以公司法治港,把香港改为一家公司机构,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司股民的投票,可投的项目有“地方法”的规定,而这后者的形式,对市民(股民)的权利界定可以有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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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崇洋媚外,我老是觉得西方的学术文化比中国的来得冷静,远为客观。故老相传,炎黄子孙喜欢论仁义道德,谈民族大义。在昔日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这些观念重要。我说过,维护这传统的代价,是放弃科学传统。时移势易,今天我们重视科学,但科学验证是客观的方法,要冷静地看问题。今天的神州,科学的冷静看来还斗不过仁义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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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仁义道德是有其好处的。热情本身也不是坏东西。没有谁可以贬低一颗热烘烘的善良的心。困难是这样的心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推理,而推理要用脑,冷静的。记得昔日做本科生时,一位同学考试的热情答案得个零分,写信给教授要求加分。教授没有加,但回应一句:“你的心在正确的位置(Your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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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或不幸,经济分析是假设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以自私为出发点,不这样就没有经济学。我自己的心不同意,但脑子想时是另一回事了。自然科学没有说人是上帝造出来的,但信上帝的科学家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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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试论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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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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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管制言论对思想有损害吗?》在《还敛集》发表后,一位香港留美的同学来信,说与多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研讨后,大家同意在研究上中国学生比不上外国的,虽然考试成绩较佳。这支持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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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两个解释。内地的同学认为:内地的文化背景与教育方式,对思维的发展不利。香港的同学则认为:内地出去的学成回归,身价急升,于是急功近利,草草拿个博士算了,但香港去的,机会成本高,而回归后身价不会急升,所以有较大的比率纯为求学而出国。这些建议有建设性,让我想到有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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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的,是我不大同意香港同学的论点。逻辑没有错,但四点事实不支持。一、大部分出外留学的内地学子不是学成立刻回归,不少要在外间试谋出路。二、内地出外求学的人多势众,不限于经济学,但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杀出重围的怎还可以是那么少呢?三、好些外出的毕业后在外地的大学有职位,发表文章不少,只是大有创意的绝无仅有。四、内地学子的考试成绩那么好,是用功的表现,为什么一到写论文就只懂公式化,看不到创意呢?其他民族我不敢说,但中华民族的先天智慧跑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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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还是同意内地同学提出的文化背景与教育方法出现了问题,而这些当然包括我说的管制言论对思想的负面影响了。中共建国以还,推出的“思想教育”对创意当然帮不到忙,但根本的问题远在中共之前。解放前在内地念书,每天早上背什么总理遗嘱,上课听什么三民主义,对思想发展皆有负面影响。如果当年不是频频逃学,上课云游四方,长大后到美国求学我不会那样容易地吸收,那样客观地衡量,那样不受成见约束地表达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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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远在民国之前,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扼杀了思想的发展。说什么三从四德,儒家学说,一套一套的不容许被违反的伦理,就算是对也是思想的麻醉药。被认为是叛逆的北宋苏东坡与明末徐天池,创意骄人,但这些是百万中无一的天才,而学术大师是不需要天才才可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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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指出,在科举下的学而优则仕,农归农,工归工,商归商,仕归官,没有只靠出售知识而为生计的空间。这解释了为什么智商高如中国人,与西方相比,历史上我们的确拿不出一个科学传统。当时以伦理、风俗治国,没有法治,用不着律师,有识之士皆当官去也。在工业科技不存在的情况下,这制度有可取之处,因为伦理治国的费用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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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陶渊明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今天人烟稠密,世界复杂,工业与科技是经济繁荣之道。是的,要生存,我们不能不向工业与科技那方向走。曾几何时,只不过是二百年前的古典经济学,分析的生产要素只限于土地与劳力。到了马克思,资本大手地加了进去,虽然资本的概念当时还没有搞清楚。十九世纪后期,马歇尔对知识资产开始重视,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耶鲁大学的费雪更高举知识为所有资产之首。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的舒尔茨与贝克尔,皆以知识资产挂帅。话虽如此,回顾经济学的历史,这学问对知识资产的重视也算是反应迟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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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产的累积,是人口增加了十倍而生活水平增加了不止十倍的唯一解释。另一方面,知识的争取不限于工业与科技。那些被认为没有直接市场产品,或产品的市值不高的基础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也不可或缺。这含意着一个经济文明的国家,要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人民单靠出售知识而维持生计。在这样的社会中,伦理、宗教与风俗某程度要保留,虽然再不能为主要的治国之道。我们于是需要法治,不一定是西方的司法。律师的与法官的专业,会容许像苏东坡那样的天才转向专于思想创作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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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治国转向法律治国需要很长的时日,而中国的经验是痛苦的。工商业与求知的发展,导致子女离乡别井,拆散了旧家庭制度;对外贸易与西方知识的引进,带来不容易接受的冲击。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武昌起义、“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有点胡闹,粗口骂得出来,思之能不怆然哉?这些是中国走向现代的代价,高得离奇,但我们还是付出了。数千年的长夜,今天才看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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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伦理治国,思想教育是需要的。孝、忠、义的教诲,与包公审案的原则大致吻合,减低了管治费用。今天搞法治,思想教育或“改造思想”也是需要的,虽然用不着伦理教育那样费心。数之不尽的落后之邦,法律与实践全不一样。教育可以协助法治,而严格地说,任何教育都是“改造思想”,问题只是怎样改造而已。毛主席当年推行的思想改造,是为了协助他推行的今天不复存在的大锅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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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变了,协助管治的思想教育也要跟着转变。这方面有三个困难。其一是我们有两个旧包袱需要摆脱。传统的伦理与“文革”的“正确思想”,某部分要清除。其二是人口那么多,背景那样复杂,处理不当很麻烦。其三是我最关注的:协助管治的思想教育可以对创意的思维有严重的负面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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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重要的,奇怪没有人提出过。胡锦涛先生最近提出中国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不会反对。问题是有创意的思维要奔放,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更要有冲击。这样看,文明的社会,是和谐与冲击之间要找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点。困难程度高,天才专家用得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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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非天才,也非专家。简单的逻辑说,可以放开而不严重地影响管治的思想,要尽放;对现代化管治再没有帮助的思想教育,要取消。例如经验上不会引起革命或动乱的宗教,大可自由。又例如“文革”期间划下来的思想教育,某程度今天还存在,大可取消。其他还有许多问题,非天才专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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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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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七、天赋与成就(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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