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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权利要有所界定，而如果要推行投票普选，这界定更加重要。想当年，起草基本法的朋友问意见，我说重要的是写明政府的开支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后来听说这建议有人提出，但不能通过。早些时，一九八四年，我提出以公司法治港，把香港改为一家公司机构，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司股民的投票，可投的项目有“地方法”的规定，而这后者的形式，对市民（股民）的权利界定可以有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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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崇洋媚外，我老是觉得西方的学术文化比中国的来得冷静，远为客观。故老相传，炎黄子孙喜欢论仁义道德，谈民族大义。在昔日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这些观念重要。我说过，维护这传统的代价，是放弃科学传统。时移势易，今天我们重视科学，但科学验证是客观的方法，要冷静地看问题。今天的神州，科学的冷静看来还斗不过仁义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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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仁义道德是有其好处的。热情本身也不是坏东西。没有谁可以贬低一颗热烘烘的善良的心。困难是这样的心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推理，而推理要用脑，冷静的。记得昔日做本科生时，一位同学考试的热情答案得个零分，写信给教授要求加分。教授没有加，但回应一句：“你的心在正确的位置（Your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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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或不幸，经济分析是假设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以自私为出发点，不这样就没有经济学。我自己的心不同意，但脑子想时是另一回事了。自然科学没有说人是上帝造出来的，但信上帝的科学家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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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试论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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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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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管制言论对思想有损害吗？》在《还敛集》发表后，一位香港留美的同学来信，说与多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研讨后，大家同意在研究上中国学生比不上外国的，虽然考试成绩较佳。这支持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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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两个解释。内地的同学认为：内地的文化背景与教育方式，对思维的发展不利。香港的同学则认为：内地出去的学成回归，身价急升，于是急功近利，草草拿个博士算了，但香港去的，机会成本高，而回归后身价不会急升，所以有较大的比率纯为求学而出国。这些建议有建设性，让我想到有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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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的，是我不大同意香港同学的论点。逻辑没有错，但四点事实不支持。一、大部分出外留学的内地学子不是学成立刻回归，不少要在外间试谋出路。二、内地出外求学的人多势众，不限于经济学，但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杀出重围的怎还可以是那么少呢？三、好些外出的毕业后在外地的大学有职位，发表文章不少，只是大有创意的绝无仅有。四、内地学子的考试成绩那么好，是用功的表现，为什么一到写论文就只懂公式化，看不到创意呢？其他民族我不敢说，但中华民族的先天智慧跑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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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还是同意内地同学提出的文化背景与教育方法出现了问题，而这些当然包括我说的管制言论对思想的负面影响了。中共建国以还，推出的“思想教育”对创意当然帮不到忙，但根本的问题远在中共之前。解放前在内地念书，每天早上背什么总理遗嘱，上课听什么三民主义，对思想发展皆有负面影响。如果当年不是频频逃学，上课云游四方，长大后到美国求学我不会那样容易地吸收，那样客观地衡量，那样不受成见约束地表达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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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远在民国之前，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扼杀了思想的发展。说什么三从四德，儒家学说，一套一套的不容许被违反的伦理，就算是对也是思想的麻醉药。被认为是叛逆的北宋苏东坡与明末徐天池，创意骄人，但这些是百万中无一的天才，而学术大师是不需要天才才可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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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指出，在科举下的学而优则仕，农归农，工归工，商归商，仕归官，没有只靠出售知识而为生计的空间。这解释了为什么智商高如中国人，与西方相比，历史上我们的确拿不出一个科学传统。当时以伦理、风俗治国，没有法治，用不着律师，有识之士皆当官去也。在工业科技不存在的情况下，这制度有可取之处，因为伦理治国的费用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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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陶渊明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今天人烟稠密，世界复杂，工业与科技是经济繁荣之道。是的，要生存，我们不能不向工业与科技那方向走。曾几何时，只不过是二百年前的古典经济学，分析的生产要素只限于土地与劳力。到了马克思，资本大手地加了进去，虽然资本的概念当时还没有搞清楚。十九世纪后期，马歇尔对知识资产开始重视，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耶鲁大学的费雪更高举知识为所有资产之首。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的舒尔茨与贝克尔，皆以知识资产挂帅。话虽如此，回顾经济学的历史，这学问对知识资产的重视也算是反应迟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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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产的累积，是人口增加了十倍而生活水平增加了不止十倍的唯一解释。另一方面，知识的争取不限于工业与科技。那些被认为没有直接市场产品，或产品的市值不高的基础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也不可或缺。这含意着一个经济文明的国家，要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人民单靠出售知识而维持生计。在这样的社会中，伦理、宗教与风俗某程度要保留，虽然再不能为主要的治国之道。我们于是需要法治，不一定是西方的司法。律师的与法官的专业，会容许像苏东坡那样的天才转向专于思想创作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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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治国转向法律治国需要很长的时日，而中国的经验是痛苦的。工商业与求知的发展，导致子女离乡别井，拆散了旧家庭制度；对外贸易与西方知识的引进，带来不容易接受的冲击。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武昌起义、“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有点胡闹，粗口骂得出来，思之能不怆然哉？这些是中国走向现代的代价，高得离奇，但我们还是付出了。数千年的长夜，今天才看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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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伦理治国，思想教育是需要的。孝、忠、义的教诲，与包公审案的原则大致吻合，减低了管治费用。今天搞法治，思想教育或“改造思想”也是需要的，虽然用不着伦理教育那样费心。数之不尽的落后之邦，法律与实践全不一样。教育可以协助法治，而严格地说，任何教育都是“改造思想”，问题只是怎样改造而已。毛主席当年推行的思想改造，是为了协助他推行的今天不复存在的大锅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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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变了，协助管治的思想教育也要跟着转变。这方面有三个困难。其一是我们有两个旧包袱需要摆脱。传统的伦理与“文革”的“正确思想”，某部分要清除。其二是人口那么多，背景那样复杂，处理不当很麻烦。其三是我最关注的：协助管治的思想教育可以对创意的思维有严重的负面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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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重要的，奇怪没有人提出过。胡锦涛先生最近提出中国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不会反对。问题是有创意的思维要奔放，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更要有冲击。这样看，文明的社会，是和谐与冲击之间要找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点。困难程度高，天才专家用得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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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非天才，也非专家。简单的逻辑说，可以放开而不严重地影响管治的思想，要尽放；对现代化管治再没有帮助的思想教育，要取消。例如经验上不会引起革命或动乱的宗教，大可自由。又例如“文革”期间划下来的思想教育，某程度今天还存在，大可取消。其他还有许多问题，非天才专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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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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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七、天赋与成就（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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