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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指出，在科举下的学而优则仕，农归农，工归工，商归商，仕归官，没有只靠出售知识而为生计的空间。这解释了为什么智商高如中国人，与西方相比，历史上我们的确拿不出一个科学传统。当时以伦理、风俗治国，没有法治，用不着律师，有识之士皆当官去也。在工业科技不存在的情况下，这制度有可取之处，因为伦理治国的费用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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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陶渊明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今天人烟稠密，世界复杂，工业与科技是经济繁荣之道。是的，要生存，我们不能不向工业与科技那方向走。曾几何时，只不过是二百年前的古典经济学，分析的生产要素只限于土地与劳力。到了马克思，资本大手地加了进去，虽然资本的概念当时还没有搞清楚。十九世纪后期，马歇尔对知识资产开始重视，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耶鲁大学的费雪更高举知识为所有资产之首。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的舒尔茨与贝克尔，皆以知识资产挂帅。话虽如此，回顾经济学的历史，这学问对知识资产的重视也算是反应迟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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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产的累积，是人口增加了十倍而生活水平增加了不止十倍的唯一解释。另一方面，知识的争取不限于工业与科技。那些被认为没有直接市场产品，或产品的市值不高的基础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也不可或缺。这含意着一个经济文明的国家，要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人民单靠出售知识而维持生计。在这样的社会中，伦理、宗教与风俗某程度要保留，虽然再不能为主要的治国之道。我们于是需要法治，不一定是西方的司法。律师的与法官的专业，会容许像苏东坡那样的天才转向专于思想创作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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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治国转向法律治国需要很长的时日，而中国的经验是痛苦的。工商业与求知的发展，导致子女离乡别井，拆散了旧家庭制度；对外贸易与西方知识的引进，带来不容易接受的冲击。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武昌起义、“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有点胡闹，粗口骂得出来，思之能不怆然哉？这些是中国走向现代的代价，高得离奇，但我们还是付出了。数千年的长夜，今天才看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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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伦理治国，思想教育是需要的。孝、忠、义的教诲，与包公审案的原则大致吻合，减低了管治费用。今天搞法治，思想教育或“改造思想”也是需要的，虽然用不着伦理教育那样费心。数之不尽的落后之邦，法律与实践全不一样。教育可以协助法治，而严格地说，任何教育都是“改造思想”，问题只是怎样改造而已。毛主席当年推行的思想改造，是为了协助他推行的今天不复存在的大锅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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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变了，协助管治的思想教育也要跟着转变。这方面有三个困难。其一是我们有两个旧包袱需要摆脱。传统的伦理与“文革”的“正确思想”，某部分要清除。其二是人口那么多，背景那样复杂，处理不当很麻烦。其三是我最关注的：协助管治的思想教育可以对创意的思维有严重的负面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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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重要的，奇怪没有人提出过。胡锦涛先生最近提出中国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不会反对。问题是有创意的思维要奔放，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更要有冲击。这样看，文明的社会，是和谐与冲击之间要找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点。困难程度高，天才专家用得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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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非天才，也非专家。简单的逻辑说，可以放开而不严重地影响管治的思想，要尽放；对现代化管治再没有帮助的思想教育，要取消。例如经验上不会引起革命或动乱的宗教，大可自由。又例如“文革”期间划下来的思想教育，某程度今天还存在，大可取消。其他还有许多问题，非天才专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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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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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七、天赋与成就（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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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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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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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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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天才多的是，值得我们羡慕的却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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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读宋代王安石《伤仲永》一文，大致是说，一个名为方仲永的五岁农家孩子，没有上学读过书就可以即席挥毫地写诗，而且文理通顺；秀才们发现，大加赞赏，方仲永的父亲因而获得同县人的款待与金钱。于是，为父者认为有利可图，就带着儿子到处表演，没有好好地教他。这样过了若干年，孩子长大后变得平平无奇，与一般农家子弟没有什么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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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名的《伤仲永》故事，使我想起：二十年前，韩国某儿童天才毕露，他的父亲也就四处宣扬，唯恐天下不知似的，举世的新闻传媒加油添酱地报道了。这位天才神童，如今安在哉？不久前，香港某报章报道一名中国内地的神童，去年十一岁有足够的资格进入医学院，但——报道说——黑暗的内地政制却诸多留难，使这天才无表演之所云云。对内地的政权我一向少有好评，但这件事我认为他们是做对了。十一岁进医学院，对儿童，对社会，半点好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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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上是读书神童的实例，我遇见过一个。一九六一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洛杉矶的加州大学，举校瞩目。我当时认识他，很替他难过。可不是吗？知名度那么高，同学们特别注意他。例如，他选修了某一科后，一进课室举座哗然；好事的同学大声问神童：“要是考试我胜了你，我的智商怎样算？”神童的心理负担，重矣哉！考试成绩公布，神童通常只获丙级。其实这足以证明他是神童了；十一岁的年纪在加大有丙级的成绩，不是神童是什么？但同学们不放过他，问：“我以为你是天才，而我一向被人视为蠢材的，也有丙级的成绩，跟你一样，你怎样解释？”后来这位神童愈读愈差，不知所终。这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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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记录，最高的天才是经济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据后人的估计，他是历史上唯一智商高达二百分（是满分）的人。密尔的天才，简直匪夷所思。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G.J.Stigler），二十年前印制过一本日历，送给朋友。每个月份他选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的人像，在像旁引用那名家写过的几句精彩的话，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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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以密尔为主（亦即他的诞辰）的那个月，施蒂格勒引用他的那几句话，使人摸不着头脑。那是引自密尔给边沁（J.Bentham）的一封短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能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史》是一部经典之作，与中国的《资治通鉴》异曲同工，也同样卷帙浩繁；但密尔那段平平无奇的话，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是施蒂格勒的老友，知道此君聪明绝顶，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为何日历到了密尔那个月份，却如此淡然处之？想了很久，不得要领；再看日历，突然发觉密尔那封短信后面所注的日期，屈指一算，那时他只有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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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密尔的天才，前无古人。他七岁时写了一本历史书，十一岁精通当时的所有数学。然而，我对他不羡慕。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学者，也是当时英国名重一时的教育家。这位老密尔发现了李嘉图（D.Ricardo）的天才，不遗余力地策励李氏，使他后来在经济学上雄视百代。老密尔也不断督促自己的儿子，日夕用功学习。小密尔童年时没有一般孩子所享有的快乐——没有玩耍，也没有小朋友。这是悲剧。到了二十岁左右，小密尔几乎患了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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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密尔的天才高人一等。他自知精神有问题，知所适从地把自己的生活调整了。到了中年，他写下《论自由》（On Liberty），为“人权”这个概念打下了基础，也写了《政治经济原理》，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本好书。后者洋洋数十万言，是经典之作，据说密尔只花了六星期就完成了。我曾经把此巨著读之再三，认为六个星期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花六年时间写出这样的书，也算是天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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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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