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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丽·巴伦洞悉到了烟雾路中学急迫的改革需求，不是按照州政府或联邦标准进行的改革，而是只有真正了解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之后才能完成的改革。巴伦在她的学校实现了恰当的改革。但你要知道，“改革”对不同的人而言有着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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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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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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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全球的标准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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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追问意义是什么、应该教什么以及应该怎么教。但现在不同了，现代的标准化运动是全球性的。著名的国际教育趋势评论员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hlberg）巧妙地称之为“全球教育改革运动（Global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缩写GERM与“细菌”相同）”。这种改革也是会传染的，你看看有多少国家正在酝酿改革就知道了。国家教育政策一直都是各国的内政事务。如今，各国政府都在紧盯着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其谨慎态度不亚于国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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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也有着很高的政治风险。1992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表示，希望自己被称为“教育的总统”。乔治·布什也是如此，他曾将教育改革作为自己第一个总统任期的首要任务。2002年1月，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前夜，布什总统发表演说表示，他相信教育是公民权利。他说：“我们已经消除了马丁·路德·金所抗争的制度化偏见……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每个孩子都拥有获得成功人生的公平机会。”奥巴马总统也将改革教育作为他任期的优先议程之一。中国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并以此作为国家转型的核心之一。巴西的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则把教育作为她领导的政府改革的核心策略。总之，无论在哪里，教育都成了各个国家政府的重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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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来，标准化运动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掀起的排名风潮下愈演愈烈，这些排名主要基于学生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的关于数学、阅读和科学科目的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每3年组织世界各国15岁的学生参加一次测试。参与该项测试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已从2000年的32个增加到了2012年的65个，接受测试的学生数量从2000年的265 000人翻了一番，增长到510 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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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产生的政治影响也已经显现。在2001年，测验结果引发的欧洲媒体的关注尚不强烈。而在2013年，测验结果就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各国教育部部长在排行榜上的比拼，就像健美运动员展示自己的肱二头肌一样。正如新闻中所说的那样，参加测试的国家似乎在把排名作为衡量他们实力的绝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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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上海地区在2009年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占据了所有学科的榜首时，西方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2012年的排名中，上海又是第一，其次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西方媒体乐此不疲地讨论着“亚洲模式”的教育，并广泛呼吁政治家们在国内要更加努力地提高标准，以免在全球竞争中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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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评论道：“美国在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验中的总体成绩一目了然，非常惨淡，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发展停滞了。”他说，这些结果“必须作为反对教育自满和低期望的一个警钟。问题不是我们如今的15岁学生表现得比以前要差……而是我们的学生正在失利败退，而我们依然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其他表现优异的国家开始追上我们了”。奥巴马政府主要的教育计划“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就是一个由标准化考试驱动、国家财政支持的学校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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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教育会成为一个如此热门的政治问题呢？原因有以下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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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是经济。教育对经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的25年里，商业已经被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巨大增长所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贸易、生产和服务中的经济竞争更加激烈。政府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国家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国家政策也援引了很多创新、创业精神与“21世纪技能”等言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教育上大力投入的原因，也是教育成为世界最大产业之一的原因。仅在美国，2013年花在教育和培训上的花费就高达1 380亿美元。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数值超过了4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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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文化。教育是传递社会价值观和传统代际传承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一些人来说，教育是一种抵制外界影响以保存自身文化的方法；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教育反而能推动文化自由与宽容。正是因为教育的文化意义，所以其内容才会引起这样的政治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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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是社会。众所周知，公共教育的目标之一是，无论每个人的背景与处境如何，都要为每个人提供成长与成功、成为高度参与的积极公民的机会。在实践中，政府要求教育系统培育出他们认为社会稳定所要求的任何态度和行为，而这些行为和态度会因政治体制差异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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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原因是个人。大多数公共政策对教育的描述中都包括所有学生发挥潜力的需求，以及他们实现自我和创造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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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府到底打算如何完成这些目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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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操控下的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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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目前严格控制着本国的公共教育，规定着学校的教学内容，推行直观可见的考试系统，并对未达到标准的学校征收罚款。在有些国家，政府一直都在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另一些国家中，传统的政治家会与学校教育保持一定距离。在美国，教育主要在州一级进行组织，联邦政府直到最近才相对淡出教育领域。这一变化发生于2001年，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即大家熟知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这些年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成千上万个项目和在新考试系统上的花费超过了8 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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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他们各自的改革策略还是存在相同特性的。一般情况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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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效的教育体系是国家经济繁荣，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的关键。学习成绩的标准必须尽力提高，学校必须优先考虑能提高这些标准的学科和教学方法。鉴于知识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教育就尤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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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问题对学校的自由裁量权而言太重要了，因此，政府需要控制教育系统的标准设置，指定课程内容，系统测试学生以检查是否达到标准，并通过施加责任和提升竞争水平来提高教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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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以前讲过的其他案例一样，这次的改革虽然看起来颇有希望，但在未来仍然会漏洞百出。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如何实践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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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育标准肯定是好事，没有人会说要降低标准。但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有标准？标准是什么样的？学校的一个常见迷思是“回归基础”，这是一个迷人的通俗短语，表明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常识，就像吃蔬菜、睡饱觉一样。那学校应该回到什么基础呢？这场改革运动有四个重点：3R，分别是阅读（Reading）、写作（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提高学术标准；STEM学科，分别为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大学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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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里，人们一直担心有关读写和数学的标准太低，改革者们也没有偏离于此。问题是存在的，但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1983年，美国教育部发布了报告《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报告中提出，美国在“泛滥的平庸潮”（rising tide of mediocrity）中已濒于溺水，而这威胁着整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福祉。因此，改革者是优先从教学正确的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以及基础数学开始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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