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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领域，设置标准是一件好事，教育领域也一样。但这又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人类本身并不是标准化的。要让个性化教育起作用，它就必须对我们讨论过的个体差异保持敏感性，这意味着标准化考试要实施得当。第二，只有部分教育领域需要标准化，很多学校最应该支持和最需要发展的领域并不需要标准化。标准化运动的实施对学校产生了很多影响，而这两个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也非常引人注目，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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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考试现在已经成为困扰，而不是提高教育成果的手段。现在，即使是很小的孩子都要花费很多上学时间，坐在课桌后准备考试、进行考试和评讲试卷。“考试现在已经多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公平考试机构(10)（Fair Test）的执行主任蒙蒂·尼尔博士如是说，“并不都是州府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区本身。他们采用廉价低质的考试，试图用这些考试来预测孩子们在年末大考中的表现，而那些在考试中表现不好的学生不得不为考试做更多的准备。在大多数大城市里，至少会有3次中期检查考试。有些情况下每个月都要考一次，而另外一些情况下，据我们了解会有更多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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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头上悬着这些东西，所以教师们的压力无处不在，他们常常会为了考试而教，那些不会考到的东西常常被一带而过。除此之外，由于考试通常是大规模的，所以考试的题型十分有限，通常都以选择题形式呈现，以便用光学扫描仪快速批阅。所有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都被忽略了。这些考试很少考虑，甚至几乎不考虑学生的表现受情境因素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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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试很少去评估那些重要的东西，而且他们测量的方式也非常有限，”蒙蒂说，“考试的要求和考试中得出来的数据基本上已经统治了整个课堂，教师们很难花时间讲解那些对学生来说必须要了解的知识和应该要掌握的技巧，也很难去吸引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如果说标准化考试是最本质的责任因素，它用考试来确定课程内容和关注焦点的模式也有逃不开的责任。考试是怎么考的，教师们就怎么照着这个模式教。在极端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就等同于考试复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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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压力使得教师们减少了他们评估教学效果的方式。举个例子，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公平考试报告中，一个教师指出：为了给备考公平测试挤出时间，她不得不减少很多读书报告的作业，而相似的情景在这个国家已经上演无数次了。对标准和标准化最贴切、最有效的批判来自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他之前是一名教师，现在已经成了一名作家、培训师兼咨询师，他在好多作品和案例研究中都在强调，这种评估方法对教学和学习的质量有着极其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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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大学的赵勇教授观察到，发达国家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上的标准化尝试，最终会导致他们的学生在三个方面的失败。首先，这种标准化所强调的技巧，会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以更低的工资占据“优势”。赵勇说：“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要掌握相同的知识和技巧，那么时间成本低的人会比时间成本高的人更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贫穷饥饿的人愿意以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的几分之一工作。为了提高全球竞争力，发达国家必须提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无法获得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然不是某个科目上的高分，或者所谓的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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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强调这样的重点，代价就是教师不再教孩子们如何运用他们天生的创造力和商业才能，即那些可以帮助他们抵御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才能。在《高风险测试的决议》（Resolution on High-Stakes Testing）中也有着类似的观点：“各州和联邦的教学质量考核制度对高风险测试的过度依赖，正在破坏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公平性。教师应该努力帮学生积累广泛的学习经验，促进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合作交流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对学科知识的掌握能力，这些能力才能帮助学生在一个民主的、日益全球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茁壮成长，但是标准化运动阻碍了这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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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生的“失败”还表现在另一方面。由于考试成绩对于学校能否获取联邦资助，以及对教师评估结果的好坏占有极高的比重，一些学校、地区和州就会用各种方式极力粉饰数据。这也常常意味着，学校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离及格线不远的学生身上，好把他们推上及格线。而反过来，这也意味着那些成绩很差和成绩很好的学生会被忽略”。那些在考试中表现得不好的学生，很可能会被迫退出学校，以避免拉低学校的整体表现。我经常听说有的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去诊断是否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并且要求用药物治疗，因为这个诊断结果可以为他们的孩子在考试时争取延长时间。对于有些人来说，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竟然成了“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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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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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的基础教育阶段考试还不是学生和教师的唯一压力，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可能是最让人担心的标准化考试了。过去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是学生通往大学的道路上要清除的唯一障碍，也在美国高中生中引起了极大的焦虑，它甚至催生了年收入100亿美元左右的“应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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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上学的时候，尼基尔·戈亚尔（Nikhil Goyal）就成了一个教育改革的有力呼吁者，他进行过公共演讲，提出过倡议，还出过自己的书。在高中的时候，戈亚尔一家从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搬到了一个中上阶层社区，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引起的压力也随之成为他生活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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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新学校里，为了得到大学的‘入场券’，同学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戈亚尔告诉我，“我注意到孩子们都快被压力压垮了，他们都非常不健康。在我看来，他们基本都是机器人。他们是听话而驯服的，他们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在那段时间里近乎枯竭，很多孩子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事实上，美国一些最得天独厚的孩子，反而是现行教育体系的维护者，因为他们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是成功的，他们能得到很高的分数，还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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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应试产业中的一个主要公司对于这些考试非常不屑一顾。“这些考试根本不能衡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的创办者约翰·卡茨曼（John Katzman）如是说，“对教师和学生来说，这是极度无礼与极度无能的结合。”很多研究也支持卡茨曼的观点，其中很多报告表明，高中的平均绩点比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分数更能预测学生在大学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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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开始，公平考试机构就开始倡导开发那些在种族、性别、阶层和文化方面持中立态度的评估方式，并且在努力减少标准化考试及其对学生和学校系统的影响。“我们理想中的结果，”尼尔对我说，“是完全消除那些高风险的标准化考试，不管是社区学院、大学，还是研究生院的录取。通过标准化考试绝不应该是毕业、升级和跟踪决策的唯一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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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也同意这样的观点。“是时候恢复学校的平衡了，是时候让教和学重新变成教育的重心了。”美国教师联盟的主席兰迪·温加腾（Randi Weingarten）曾经在2012年说过这样一段话：“教师们的时间本该用于帮助学生学习如何辩证地分析问题，但是应试取向的教育政策迫使教师们牺牲了那些时间，转而为了考试而上课。”在那年的美国教师联盟国际会议上，该组织发起了这样一个决议，其中一段话是这样的：“我们相信考试是应该为教和学提供帮助的，应该与课程共存，而不是限制课程。而且，考试应该基于合作开发，而不是‘掉书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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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学也开始渐渐理解这件事情，超过150所在不同专业名列前茅的大学已经不再强调从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以及其他类似考试中获取的信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为美国本科的入学条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的创始者大学委员会也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需求，并且已经宣布，该测试全面修改后的版本将于2016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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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标准化考试的反对之声这么强烈，为什么学生依然要参加那么多考试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所谓的“应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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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与高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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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和教育的相关支持产业正在蓬勃发展。2013年，这个产业仅在美国的总收入就达到了165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2013年，美国国内的电影总票房收入不超过110亿美元，同年美国的汽车销售额不超过140亿美元，而美国国家橄榄球联赛目前的商业价值是9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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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试产业由4大巨头统治，分别是培生公司（Pearson）、麦格劳-希尔教育测评中心（CTB McGraw-Hill）、河岸出版公司（Riverside Publishing）和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 Testing Services，即中国学生熟知的ETS）。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培生公司已经在为美国的18个州提供测验材料，是美国标准化考试中的“得分王”；麦格劳-希尔教育测评中心也跟几个州签订了合同，为他们提供特拉诺瓦-加利福尼亚成就测验；河岸公司为其他州提供衣阿华基本技能测验；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就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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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家公司这几年都遇上了一些小问题。2013年，麦格劳-希尔教育测评中心在给纽约一些高中毕业生评分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这些学生没能准时拿到学位证书。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也暂停了他们在英国的移民语言测试，据说是因为所谓的“系统性舞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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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菠萝门”事件。有几年时间里，培生公司在一些州的考试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菠萝与野兔》的文章，讲述了一只魔法兔和一颗会说话的菠萝赛跑的故事，最终以菠萝的悲惨结局收尾。学生要根据这篇不知所云的文章回答一些选择题，而选项跟这篇文章的内容一样令人困惑。听说了这篇文章的家长对此感到十分失望，甚至有人创建了一个Facebook主页，叫作“这篇文章的寓意是：菠萝没有袖子”，用以影射故事中菠萝的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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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在州标准化考试的阅读文章中设置这么荒谬的问题呢？它既不能作为现场测试的问题，也不能用于其他目的，”一位纽约的作家家长利奥尼·海姆森（Leonie Haimson）这么问道，“尤其这些考试还具有高风险的特点，纽约市教育部门会根据这场考试的结果来决定哪个学生需要留级，在进度报告中确定学校的等级，并且在不远的将来，它还会被纳入到新的州教师评估系统里面。一个不知所云的故事，和一些显然没有正确答案的题目，在为期3天的语文考试（English Language Art）的第一天就打击了学生的自信心，这难道就是他们的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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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样或那样的考试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产业来说，毋庸置疑的一个功能就是盈利，而且越多越好。而考试规模也是教育商业化产业链上的另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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