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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有几个基本功能。首先是诊断功能，可以帮助教师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和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其次是塑造功能，收集学生的学习和活动信息来帮助他们进步；最后一个功能是总结，是在一个工作项目结束的时候对总体表现做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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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评估系统使用字母和分数进行等级评定，这样做的一个问题在于，它们会轻描述而重评价。学生有时得到某个分数，却不了解它意味着什么；教师们有时给出一个分数，却并不确定原因。另一个问题是，总结的过程应该是很复杂的，仅仅一个数字或者一个字母没有办法传递这些庞杂的信息。甚至对于有些结果，用这种方式根本没有办法充分表达。正如埃利奥特·艾斯纳（Eliott Eisner）曾经评价的那样：“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可以衡量的，也不是所有可以衡量的东西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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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评估价值的一个方式就是把“描述”和“比较”这两个元素分开。我们可以去评估学生各种形式的表现：出勤率、学习档案、论文写作，以及利用其他媒体平台完成的作业等。学习档案可以利用一些实际例子和来自学生自己及他人的反思性评价，对学生的学习完成情况进行一个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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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伴评估中，学生会自己制定评价标准，并对他人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这些方法在评估创造性工作的时候特别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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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教师在课堂上总是有各种评估方式，但考试方式的扩张挤掉了其他途径的位置。不过，也有一些教师正在努力回归到原有的方式。这个过程充满挑战，但也带来了无穷的好处。乔·鲍尔（Joe Bower）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乔·鲍尔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名科学与艺术语言教师，在教学生涯的第6年，他决定不再使用分数作为自己的首要评估形式。“分数成了学校的首选‘药品’，而我们都像上瘾了一样……分数一开始是教师们的工具，但现在教师成了分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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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发现，对分数的依赖导致他的教学效率更低，也对学生们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他指出，当很多学生被问及他们从课堂中得到了什么时，很多人会回答：“我得到了一个A。”所以当学校坚持要求鲍尔在报告卡上给学生打分时，他反而废除了在课堂上给出的所有分数，让学生们自己评估自己的表现，并让他们推荐自己该得的分数，然后再填写在报告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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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意见通常与鲍尔的意见一致，甚至有很多时候学生们会给自己偏低而不是偏高的分数。废除评分制的结果是，学生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他们得以将重点放在课堂作业和课后作业的内容上，而不是得到的分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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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跟真正的学习一样复杂，当我们尽力降低这种复杂性时，掩盖的东西反而比我们揭露的要多得多。最终，等级评定制度造成了错误的评估，因为评估不应该是一张电子表格，它应该是一场“对话”。我是一个每天都积极评定学生表现的教师，但我在几年前扔掉了我的成绩簿。我们热衷于把学习和人简化成数字，但如果我们想要探寻正确的方式，让学习而不是分数成为学校的重点，我们就应该抛弃这种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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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真实代替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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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标准化考试问题多多，反对声甚嚣尘上，那么有什么其他大规模评估会更好一点呢？有时最好的前进方式是回顾历史寻找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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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不知道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一种非常成功的大规模评估模式，它既可以为人们做决策提供必要的数据，也不会抹掉关于学生日常表现的丰富信息。”学习记录法的创始人佩格·塞维森（Peg Syverson）如是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最让我痛心疾首的地方在于，它破坏了学习记录法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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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记录法”最开始是在伦敦发展起来的，由于标准化考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没法施行，为了确认这些学生的进度，这种评估方法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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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一些低收入地区的学校里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教师们可用的教学资源非常少，但这些教师把学生的努力程度也看在眼里。由于这些学生还处在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标准化考试的结果没有办法体现他们的努力，因此教师们决定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用以捕捉并记录这些学习表现。他们跟迈拉·巴尔斯（Myra Barrs）、希拉里·赫丝特（Hillary Hester），以及一些其他大学的教育研究者展开了合作。他们对利维·维果茨基（Lev Vygotsky，苏联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的学习维度框架理论很感兴趣，并将其应用到了学习记录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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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估方法最关心的是阅读和写作，为了理解学生如何进行读写学习，教师需要学习相关技能。他们开发了一个叫作“第一语言记录”的稳定系统，长达8页，可以用来记录教师们观察到的结果。这一系统会向家长了解孩子最喜欢做什么，也会记录对学生进行的访谈，大致了解学生最初是怎么喜欢上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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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被这个系统吸引了，家长们也同样如此，因为教师们会努力找出孩子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他们发现有个孩子喜欢科学，但是不喜欢阅读，就会想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比如“你觉得科幻小说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他们会寻找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推动学生母语读写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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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教师确信这种经验性模型是可行的。如果想要研究一个适应性系统中的变化，使用这种模型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首先，你要在一开始的时候给整个系统拍下一个“快照”，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进行观察，收集工作样本，并进行相关分析。而分析也是大部分档案的崩坏点，因为这种分析往往会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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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必须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建立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我们想要知道水是不是可饮用的，就要看青蛙或者别的生命能否在其中生存。维果茨基建立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得以以一种多元的方式讨论学生的学习。教师可以跟家长谈论学生学习的内容，可以跟他们说，“他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去读一些他不熟悉的书了”，或者“他现在正在学习分解生词的技巧”。家长也开始对教师的专业性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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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在英国开始壮大。教师们为之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得以在工作中发挥创造性，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那些曾被视为问题学生的孩子。他们开始对学生感到好奇：什么可以帮助他们学习？他们在向我展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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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加州读写计划”（California Literacy Project）的负责人迈拉·巴尔斯，邀请了“第一语言记录”团队来到加利福尼亚。他们开始一起为基础教育系统设计相似的模型，并将其应用到学校的试点项目中。佩格作为研究助理也帮助他们优化了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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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抛弃了题目这种形式，转而使用发展量表去做评估。发展量表描述了学生在读写学习不同阶段的典型表现，这些描述建立在对学生真实学习情况的上千小时的观察之上。比如，我们的第一个量表上有这样的内容：当孩子开始在纸上涂鸦，并指着它对你呀呀言语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进行读写学习了，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语言和纸上符号之间的联系。这个系统极大地帮助了教师，他们可以据此判断学生正处于哪个阶段，并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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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努力让这个系统被接受并代替标准化考试，特别是对城中不发达地区的学校来说。我们通过量表给学生展示的是学习的轨迹，而不是让他们感到挫败的东西。”“加州读写计划”和加利福尼亚教育部门的努力让他们见到了加州的首席心理测量师。据佩格说，在观看了学习记录法的演示后，那位心理测量师惊叹道：“你们做的才是真正的评估，而我们现在只有象征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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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接受了学习记录法作为标准化考试的替代品，这也是至今该州唯一承认的替代评估工具。“我们的项目现在遍及加州、纽约和俄亥俄州，教师和家长们都欣喜若狂。教师的工作之细致让家长感到难以置信。而且，这些学习记录都是公开的，家长可以查看学习记录，并且了解教师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都观察到了哪些东西，他们也可以看到分析结果。对于学生们来说，这种新的评估方式也是一次颠覆性的革命，因为老师都忙于从他们的表现中观察他们是否已经掌握了知识。我们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这一切都被《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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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考试机构是这样评价学习记录法的：“它是一种有效的评估方法，在评估过程中，学生自己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记录自己的学习情况。它也更加有力地将家长纳入了学校系统。”而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给学校施加压力要求应用同一个评估标准后，学习记录法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现在佩格是德克萨斯大学的一名教授，她后续又开发了大学版的学习记录法，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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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毕业后散布在全国各地，他们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大部分是在大学中使用，因为公共教育系统是一个非常固步自封的环境，而且会有很多政治上的考虑。而我也在给那些想要采用这种方法的大学学院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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