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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一些低收入地区的学校里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教师们可用的教学资源非常少，但这些教师把学生的努力程度也看在眼里。由于这些学生还处在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标准化考试的结果没有办法体现他们的努力，因此教师们决定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用以捕捉并记录这些学习表现。他们跟迈拉·巴尔斯（Myra Barrs）、希拉里·赫丝特（Hillary Hester），以及一些其他大学的教育研究者展开了合作。他们对利维·维果茨基（Lev Vygotsky，苏联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的学习维度框架理论很感兴趣，并将其应用到了学习记录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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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估方法最关心的是阅读和写作，为了理解学生如何进行读写学习，教师需要学习相关技能。他们开发了一个叫作“第一语言记录”的稳定系统，长达8页，可以用来记录教师们观察到的结果。这一系统会向家长了解孩子最喜欢做什么，也会记录对学生进行的访谈，大致了解学生最初是怎么喜欢上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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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被这个系统吸引了，家长们也同样如此，因为教师们会努力找出孩子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他们发现有个孩子喜欢科学，但是不喜欢阅读，就会想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比如“你觉得科幻小说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他们会寻找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推动学生母语读写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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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教师确信这种经验性模型是可行的。如果想要研究一个适应性系统中的变化，使用这种模型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首先，你要在一开始的时候给整个系统拍下一个“快照”，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进行观察，收集工作样本，并进行相关分析。而分析也是大部分档案的崩坏点，因为这种分析往往会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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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必须根据一定的原则进行，建立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我们想要知道水是不是可饮用的，就要看青蛙或者别的生命能否在其中生存。维果茨基建立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得以以一种多元的方式讨论学生的学习。教师可以跟家长谈论学生学习的内容，可以跟他们说，“他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去读一些他不熟悉的书了”，或者“他现在正在学习分解生词的技巧”。家长也开始对教师的专业性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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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在英国开始壮大。教师们为之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得以在工作中发挥创造性，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那些曾被视为问题学生的孩子。他们开始对学生感到好奇：什么可以帮助他们学习？他们在向我展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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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加州读写计划”（California Literacy Project）的负责人迈拉·巴尔斯，邀请了“第一语言记录”团队来到加利福尼亚。他们开始一起为基础教育系统设计相似的模型，并将其应用到学校的试点项目中。佩格作为研究助理也帮助他们优化了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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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抛弃了题目这种形式，转而使用发展量表去做评估。发展量表描述了学生在读写学习不同阶段的典型表现，这些描述建立在对学生真实学习情况的上千小时的观察之上。比如，我们的第一个量表上有这样的内容：当孩子开始在纸上涂鸦，并指着它对你呀呀言语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进行读写学习了，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语言和纸上符号之间的联系。这个系统极大地帮助了教师，他们可以据此判断学生正处于哪个阶段，并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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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努力让这个系统被接受并代替标准化考试，特别是对城中不发达地区的学校来说。我们通过量表给学生展示的是学习的轨迹，而不是让他们感到挫败的东西。”“加州读写计划”和加利福尼亚教育部门的努力让他们见到了加州的首席心理测量师。据佩格说，在观看了学习记录法的演示后，那位心理测量师惊叹道：“你们做的才是真正的评估，而我们现在只有象征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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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接受了学习记录法作为标准化考试的替代品，这也是至今该州唯一承认的替代评估工具。“我们的项目现在遍及加州、纽约和俄亥俄州，教师和家长们都欣喜若狂。教师的工作之细致让家长感到难以置信。而且，这些学习记录都是公开的，家长可以查看学习记录，并且了解教师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都观察到了哪些东西，他们也可以看到分析结果。对于学生们来说，这种新的评估方式也是一次颠覆性的革命，因为老师都忙于从他们的表现中观察他们是否已经掌握了知识。我们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这一切都被《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给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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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考试机构是这样评价学习记录法的：“它是一种有效的评估方法，在评估过程中，学生自己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记录自己的学习情况。它也更加有力地将家长纳入了学校系统。”而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给学校施加压力要求应用同一个评估标准后，学习记录法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现在佩格是德克萨斯大学的一名教授，她后续又开发了大学版的学习记录法，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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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毕业后散布在全国各地，他们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大部分是在大学中使用，因为公共教育系统是一个非常固步自封的环境，而且会有很多政治上的考虑。而我也在给那些想要采用这种方法的大学学院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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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格同时也保留了基础教育的版本：“学习记录法现在完全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从网站上找到并下载。我甚至收到了来自秘鲁的音乐教师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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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即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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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记录法告诉我们，用一套公认的标准去大规模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不一定需要求助于标准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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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杰尔德（Sam Chaltain）是《多面学习：决定教育的50个故事》（Faces of Learning：50 Powerful Stories of Defining Moments in Education）和《我们的学校：在选择的时代寻找共同体》（Our School：Searching for Community in the Era of Choice）等书的作者。对杰尔德来说，评估和标准化都不是问题所在，症结在于我们进行评估和标准化的内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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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择了标准化评估手段和教学质量考核制，结果遇到了大量的问题。而芬兰选择了标准化教师培训方式，其教学系统却在全世界被称道。“这说明‘标准化’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杰尔德对我说，“只是要看我们标准化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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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评估模式是为了学习去评估，而现在人们口中的评估是21世纪的评估模式，是对学习进行评估。而如果评估纯粹是用来判断学生学习情况的手段，那么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评估即学习。这种评估是实时进行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反思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的学习进度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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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校就是这么做的，在新罕布什尔州就有这样一所伟大的学校，那个学校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每个从那里毕业的学生都拥有17种特定的思维和工作习惯，几乎涵盖了从合作力到领导力，从求知欲到怀疑精神的所有方面。他们发明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行为评估准则，把上述的每一个行为习惯拆分成一个个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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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重求知欲和怀疑精神，就必须要思考有哪些“亚习惯”（sub-habits）可以促进这些思维习惯。这所学校认为，对新想法的采纳、对复杂性的包容，以及提问题的能力是通往求知欲和怀疑精神的大门。这个行为评估准则对每一个亚习惯都有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新手、入门者和专家分别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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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教师，学生自己和家长也一直在使用这个评估准则，这就是我所说的“评估即学习”。这所学校的年轻人会不断反思自己处于这个连续体的哪一个阶段上，所以他们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也很清楚自己想过怎样的生活，以及为什么想过这样的生活。我还从没有见过其他任何学校的学生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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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尔德建议，在着手实施课程评估之前，学校首先应该确定他们理想中的毕业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毕业生应该了解哪些知识？他们应该如何运用这些知识？这些知识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只要学校确定了这些特点，就可以决定如何去评估学生，不仅可以评估学生的学习表现，也可以评估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以及家长是否有效地为孩子的茁壮成长创建了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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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每个学校的毕业生都需要掌握这些相同的技能。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给学校提供空间，让他们自己反思和解答这些问题，由问题驱动他们提出战略对策和计划。否则，学校默认的重点跟联邦政府想要通过成绩问责制达到的目的就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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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尼尔同意这个观点：“档案记录、课题计划和拓展任务都是可用的方法。这并不是说你不能采用简答题和选择题这些题型，而是我们想要孩子学会思考、推理、写作和演讲，学会用多种复杂的方式展示和应用他们学到的知识。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建立合理的教学质量考核制度，学校和学区不能完全依赖标准化测试，这种评估工具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得到的信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能满足要求。州、学区和学校必须寻求方式去加强课堂评估，从这种方式中得到更加丰富的信息，并将之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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