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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和认可 政策制定者的作用之一就是，为当地创新积极提供条件、鼓励和支持。改变往往都是困难的，尤其是当它挑战了一直以来的现实时。我在早些时候曾说过，文化是对一系列行为能否接受的权限。各级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倡导并许可学校创新、打破旧的利益关系来促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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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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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 学校必须有高标准，不仅在数学和文学方面，而应是在各领域，这毫无异议。高标准能激发成就，使人们获得超乎想象的成绩。对于音乐和舞蹈是如此，对于数学和工程也是如此。为了达到效果，达到标准应该只是实现成就的一个刺激，而非目标本身。形成关于这些标准的一致意见很重要，在完成这一协议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尊重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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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智慧 高标准不仅只是针对学生的，对教学、管理和领导能力来说也必不可少。责任不是一条单行道。当然，教育工作者应该对教学的有效性负责，影响他们工作的政策决策者也应当如此。问责制意味着责任和控制，如果人们负责任，这个责任就与他们可以控制的因素相关。一个聪明的问责系统也会适当考虑学校控制之外的一些学生生活的因素，这也适用于各个领域和各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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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专业提升 教师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职业。随着世界的变化和需求增加，教师定期有机会去更新、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至关重要。学校发展就是一个专业提升的过程，教师的专业持续提升不是负担，而是成功培育学生、学校和社区的重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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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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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标准化运动能像设想的那般成功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进行什么改革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了解这个失败的事实。以前支持标准化的州里，正在发生一些最有趣的变化。《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得克萨斯州的情况，而目前该州的很多地方都引领着个性化战略的进程，该战略恰当地考虑到了不同天赋的学生，以及该州不同地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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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得克萨斯州资深议员吉米·唐·艾科克（Jimmie Don Aycock）谨记在心的。他在跟我聊天时说：“整个德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差异，人们的生活范围包括从狭长地带的风力农场到石油精炼厂，以及两者之间的所有地带，所以让德州各地的学区制订不同的教育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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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科克是五号法案的起草人，2013年，五号法案在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得到一致通过，极大地改变了德州学生的毕业要求，学生需要参加的考试次数。对于那些对自己的未来有不同目标的学生，五号法案为他们提供了毕业后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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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立法机构的所有工作都与教育有关。事实上，我告诉人们，教育是我直至退休要做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接近40%或50%的学生被推到就业边缘时，要么没有做好就业准备，要么没有足以找到工作的学历，这令人难以接受。而这项法案中就包括了为不上大学的孩子提供合理的教育。有些孩子无法上大学，也不一定要从事学术工作，有些人是因为经济原因，有些人只是不想去，但他们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需要一个四年制的大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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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大多数孩子都需要某种形式的高级技能培训。无论是在高中时代，还是在高中毕业后，他们都应该习得这些技能。该法案让学生能够灵活地开始学习就业技能，或能让他们获得工作的全套技能。孩子拿不到大学学位并非是他们的失败。我们发现，一旦孩子看到了一些可以实现的目标，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就能进而发现他们之前未曾想到的教育目标。我认为我们终将实现的不仅是改善职业和职业决策，而且可以对上大学的决定进行更好地思考。“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是重要的，我一定可以做到”，而这些对话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哪怕真的只能让学生和家长更投入，我也认为这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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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高风险测试的次数从15次减少到了5次。不过，明年我们仍可能会有1/4的学生无法按时毕业。如果我们还是进行15次高风险测验，我认为这一数字可能会超过40%，甚至接近50%。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完成他们的课程，并得到那些课程的成绩。如果有太多高风险的结业考试，孩子将面临这样的情况：他们在学校表现很好，做了一切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做的，却最终无法通过结业考试。问题是因为他们太难取得学分了吗？是测试本身有缺陷吗？还是他们没有认真考试呢？上述所有情况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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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案有点微妙，为了让它正常执行，我们必须处理这三个部分：测试、课程和问责制。有一个决策专门用于将三者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处理其中一部分，而没有处理另外两个部分，我想可能就会导致一些非常糟糕的后果。当你在平衡这三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功能性的立法纲要：“这是为了学生、为了本州的需要，这是一种对地区更负责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法案，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会拥护它，家长和学生也会满意。而有些改革家貌似满意，有些则好像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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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法案最为担心的人强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他们认为如果给学生安排更多测试、提高标准并保持压力，孩子才能有出色表现，从而不断提升教育成果。我必须承认，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我们忽视了一点：这是对教育的一种机械化的看法，就是一个工厂生产的概念，而不去考虑并非所有人都一模一样。我们即使做同样的事情，有时也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所以我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当我意识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时，我就不再相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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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从遵从到创新，这一切不止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而且也都收获了不可思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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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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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是一个集体性的过程，非常复杂，但真正的改革者知道，一个慷慨激昂的人就可以改变这个过程，乃至改变世界。而有时候，这样的领导魅力可能只是顺应了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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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阿根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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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的时候，西尔维纳·吉维尔兹（Silvina Gvirtz）意识到，她的学术生涯将要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她被授予博士学位，一直专注于教育研究，但在了解到她的国家有了这么多新增的贫困儿童后，她知道自己不能只是坐在写字桌后面了。获得许多大公司的捐款后，吉维尔兹创造了一个拥有远大目标的项目，来提升那些资金不足的学校的教育质量。她在全国的贫困地区展开工作，带动了很多社区去改造他们的学校，让学校变得更好。结果令人鼓舞，学生辍学率从30%降低到了1%，复读率，即需要留级的学生比例从20%降到了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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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按区域划分学校，强化当地政策，还和当地的教师和校长合作。我们让校长知道了我们想和他们一起达成什么目标，帮助维护他们管理教师的职责。我们从未使用过负强化。我们会和教师一起走进教室，处理具体问题。我们的很多工作就像医生一样，是坐在一起解决一个个的案例。这样一来，教师就会觉得有人支持他们，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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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顺利高效地继续进行着，吉维尔兹却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如果她真的想帮助尽可能多的学生，她就要从政，虽然她天生并没有这种倾向。后来，吉维尔兹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教育部部长，并以这个角色服务了近8年时间。最近，她开始实施“先锋计划”（Conectar Igualdad），该计划致力于帮助阿根廷学生学习技术。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先锋计划”已经为全国学生分发了超过350万个上网本，这些上网本安装了各种开源应用来帮助学生学习，而这个计划一直以来的目标是要带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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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孩子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会买最著名的应用却并不懂技术。第二类是聪明的消费者，这些孩子能在网络上区分对错。他们对于技术知道得更多，但不会去创造。第三种孩子是开发者。开放源代码给予了他们创造的可能。如果你想要一个孩子有创意，你就必须教他们如何编程。当你给一个从没玩过电脑的孩子一台电脑，就是为他消除了数字鸿沟。这一做法可能成为其他学科的有力装置，使他们更有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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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理论层面获得满足的吉维尔兹现在已经成为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她是“先锋计划”的执行主席、圣·马丁大学的教授、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她目前还是两个教育图书项目的丛书编辑。吉维尔兹成为领袖，可谓顺应了使命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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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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