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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案有点微妙，为了让它正常执行，我们必须处理这三个部分：测试、课程和问责制。有一个决策专门用于将三者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处理其中一部分，而没有处理另外两个部分，我想可能就会导致一些非常糟糕的后果。当你在平衡这三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功能性的立法纲要：“这是为了学生、为了本州的需要，这是一种对地区更负责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法案，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会拥护它，家长和学生也会满意。而有些改革家貌似满意，有些则好像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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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法案最为担心的人强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他们认为如果给学生安排更多测试、提高标准并保持压力，孩子才能有出色表现，从而不断提升教育成果。我必须承认，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我们忽视了一点：这是对教育的一种机械化的看法，就是一个工厂生产的概念，而不去考虑并非所有人都一模一样。我们即使做同样的事情，有时也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所以我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当我意识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时，我就不再相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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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从遵从到创新，这一切不止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而且也都收获了不可思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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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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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是一个集体性的过程，非常复杂，但真正的改革者知道，一个慷慨激昂的人就可以改变这个过程，乃至改变世界。而有时候，这样的领导魅力可能只是顺应了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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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阿根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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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的时候，西尔维纳·吉维尔兹（Silvina Gvirtz）意识到，她的学术生涯将要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她被授予博士学位，一直专注于教育研究，但在了解到她的国家有了这么多新增的贫困儿童后，她知道自己不能只是坐在写字桌后面了。获得许多大公司的捐款后，吉维尔兹创造了一个拥有远大目标的项目，来提升那些资金不足的学校的教育质量。她在全国的贫困地区展开工作，带动了很多社区去改造他们的学校，让学校变得更好。结果令人鼓舞，学生辍学率从30%降低到了1%，复读率，即需要留级的学生比例从20%降到了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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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按区域划分学校，强化当地政策，还和当地的教师和校长合作。我们让校长知道了我们想和他们一起达成什么目标，帮助维护他们管理教师的职责。我们从未使用过负强化。我们会和教师一起走进教室，处理具体问题。我们的很多工作就像医生一样，是坐在一起解决一个个的案例。这样一来，教师就会觉得有人支持他们，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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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顺利高效地继续进行着，吉维尔兹却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如果她真的想帮助尽可能多的学生，她就要从政，虽然她天生并没有这种倾向。后来，吉维尔兹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教育部部长，并以这个角色服务了近8年时间。最近，她开始实施“先锋计划”（Conectar Igualdad），该计划致力于帮助阿根廷学生学习技术。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先锋计划”已经为全国学生分发了超过350万个上网本，这些上网本安装了各种开源应用来帮助学生学习，而这个计划一直以来的目标是要带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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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孩子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会买最著名的应用却并不懂技术。第二类是聪明的消费者，这些孩子能在网络上区分对错。他们对于技术知道得更多，但不会去创造。第三种孩子是开发者。开放源代码给予了他们创造的可能。如果你想要一个孩子有创意，你就必须教他们如何编程。当你给一个从没玩过电脑的孩子一台电脑，就是为他消除了数字鸿沟。这一做法可能成为其他学科的有力装置，使他们更有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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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理论层面获得满足的吉维尔兹现在已经成为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她是“先锋计划”的执行主席、圣·马丁大学的教授、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她目前还是两个教育图书项目的丛书编辑。吉维尔兹成为领袖，可谓顺应了使命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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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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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学勤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数据虽然很客观，如前所述，上海在最近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排行榜上位列榜首，但它的背后意味着高强度的训练和对考试成绩的超常关注。正如西方教育在塑造一个适应工业革命的系统一样，高考制度也是为中国培养更多工程师和中层管理人员而设计的系统。这个系统十分庞大，而且向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输送了大量学生。但中国正在改变，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对制造业依赖的减弱使得他们也需要培养出一种不同的学生。“如果中国要进步，就需要人们拥有不同的技能。中国需要企业家、设计师、经理人等各种缺乏的人才类型”，江学勤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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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2008年，江学勤开始在深圳试验建立一种新的学校模式，这里的学生不用参加高考。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写作，帮忙经营一家咖啡店或一份报纸，学习如何创办企业，如何理解共情，以及参加社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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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学勤现在已经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国际部担任副校长，继续致力于用新时代的方法去推动中国学生的教育。他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名为《创新中国教育》的书，里面谈到了他采用创造力教学的经验并提供了一个推广这种方法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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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变革的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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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阿明（Amin Amin）博士认为，人力资本是阿拉伯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21世纪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给现存的教育系统创造了新的压力，当前的需求是希望教育系统能够更有效率，并且完全能够满足每个学生的具体需求”。在此基础上，阿明博士发现了以态度、技能和知识（Attitude，Skills and Knowledge，即ASK）为代表的人类才能培养模式。ASK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供教育服务，以培育该地区的新一代思想家。这些服务主要基于5个平台展开运行：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教师资格证明，定制内容的发展，监测和评估，以及与非政府组织和学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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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起，阿明博士的工作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累计接触近4 000所学校。为此，他被莫格里基金会这一指导组织任命为“全球推广大使”和“年度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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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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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教育方面最有趣的国家举措发生在苏格兰，它展示出了我们一直在考虑的许多原则和条件。相关举措的核心是“卓越课程”（The Curriculum for Excellence）项目，也是一个全部学校转变的整体框架。这有些像芬兰的改革举措，但与英国和美国的许多改革举措大有不同。“卓越课程”是苏格兰全境的教育工作者、家长、学生、商业人士，以及社区领导者在交流中发展而来的，它提出了该国未来学校教育的大胆愿景和广泛框架。这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规定的框架，相反，它给学校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满足他们自己学生和社区的特殊需要。在实践这个举措之前，他们已经分析了实施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并对强有力的变革理论有着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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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已经在国际未来论坛（International Futures Forum，IFF）的协作中发展起来了，其中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的参与。正如我所做的，国际未来论坛定义了对变化的三种理解形式，他们称之为“三种视野”：一是现有系统，二是转型过程，三是新的事态，变化的过程也会在其中展开。同样，这些原则处于转变的中心，转变发生的地方跨越了大西洋，从苏格兰到加拿大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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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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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一样，彼得·加姆韦尔（Peter Gamwell）也来自英格兰利物浦。他现在是渥太华卡尔顿地区教育委员会（the Ottawa-Carleton District School Board，OCDSB）的教学管理者，该委员会已经被证明是世界各地教育委员会的榜样，因为其在内涵和创新方面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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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姆韦尔的说法，渥太华卡尔顿地区教育委员会的突破出现在2004年一场有许多职员参加的关于如何领导行动的地区会议上。当有参会者在屋子的后方举起手的时候，加姆韦尔和其他与会人员已经开了一个半小时会。这个人询问加姆韦尔在会议上做了些什么，加姆韦尔说，他正在会议中分享关于如何领导行动的想法。那个人听到这个回答貌似非常吃惊，他说，他作为管理人员已经在这个地区工作了20年，从未有迹象表明他关于如何领导行动的想法有任何价值。那时加姆韦尔才意识到，他需要发起一个地区性的倡议，去接受工作人员、家长，以及学生在内的每个人的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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