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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姆韦尔的组织在地区内收集了有创意的倡议，一开始，他们得到的回应极其慎重和有限。然而，当加姆韦尔和他的团队明确表示他们真的想要一些意见时，他们收到了数以百计的创新性倡议。这些想法涵盖甚广，从新课堂计划到通过给孤独症儿童介绍实业家去帮助他们，再到削减维护人员经费开支等。许多倡议都针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方面，主要通过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课程选择以及开拓学生的视野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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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数学和语言不重要，毋庸置疑，数学和语言非常重要，我们只是想要确保不要让我们的孩子直到离开学校都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事实上，在很多孩子身上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实现一种平衡，这样我们就不会听到有孩子在离校时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如果课堂上有非常乐于分享教学热情和个人能力的教师，这对于学习环境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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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加姆韦尔对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有什么建议，因为一些政策制定者也想要培养与渥太华卡尔顿地区教育委员会一样具有创造力和潜力的氛围。加姆韦尔最开始的回复是：“做好前路崎岖的准备。”在渥太华卡尔顿地区的教育委员会中，这些变化的发生既不迅速也不平稳。加姆韦尔还给我寄来了下面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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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你的学习组织的“温度”。了解人们对学习氛围的感觉，通过严肃的、激发思考的问题，弄清楚人们关于学习、领导和创新有怎样的观点。在个人、团体和组织层面，想象力能从哪个层面融入组织？对于理想中的领袖，人们认为应当具备怎样的领导才能、个人品质和行为？组织文化是否能培养非正式领导力和个人创造力？组织目前会对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创造力带来什么帮助和妨碍？我们应该如何提高？准备迎接真诚的答案，告诉人们，你非常想知道他们的真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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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基于优势，开始进行文化变革。即刻启程，从你所学到的思想中捕获东西，创建一个协同设计的愿景或领导方向。这种合作模式需要各种员工团结协作，等级结构要更扁平，还要让人们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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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实践。以此向人们表明你在聆听他们的想法，并且从欣赏和正面的角度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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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而持续的对话。你需要发展出可以接纳他人意见的结构，倾听以及讲述的氛围非常重要，人们对此将会有不同的回应，所以你需要从多种渠道去收集这些回应。一旦人们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归属感，有关学习的文化就会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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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组织的边界，让外部的人参与进来。组织外的人将提供完全不同的视角，你会听到很多令人惊叹的企业、政府、艺术和科学组织的转型故事，了解其他许多人也尝试着在这个创新时代找到应对和经营之道。找到他们，邀请他们，拜访他们，将他们纳入进来，通过思想的碰撞与好奇的火花，你会点燃一种截然不同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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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这些方法都是适用的，从阿根廷到渥太华，从得克萨斯到迪拜，结果都是相似的。所以，如果这些原则和条件都如此清楚，为什么没有被其他地方采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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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现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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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讨论的转变在现实中还存在很多阻碍，其中一些阻碍来自包括学校自身等机构固有的保守制度；一些阻碍在于对需要什么样的转变存在争议与冲突。一些阻碍和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还有一些则与政治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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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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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泰勒·加顿（John Taylor Gatto）在他的著作《大众化教育的武器》（Weapons of Mass Instruction）中，阐述了限制学校改革的模型。约翰·泰勒·加顿之前是纽约的一名教师，在看到工厂化流水线式的教育和教师与学生的单一文化后，他感到很绝望，选择了从教育岗位上退休。结合之前的教育生涯，加顿开始思考学校“对学生和教师长期的、模块式的限制，把学校变成了某种工厂”，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按照这种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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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如果我们想不付代价地抛弃愚蠢陈旧的教育结构，并帮助孩子接受教育，而非仅仅听课的话，教师也必须不断学习，心存敬畏。通过更加灵活的时间、文本和测试，通过把孩子托付给真正有能力的成年人，通过随时给予每个孩子冒险的自主性，我们才能够激发他们最好的品质，如好奇、勇敢、坚韧和惊人的洞察力等，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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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习俗和旧制度的阻力体现在各个层面，从教室到州议会，当然也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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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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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和其他文化利益纠缠不清，当地文化和国家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教育实践。例如，在亚洲部分地区的校园里就有一种遵守和顺从权威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根植在亚洲普遍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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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的右派政党都支持解体并商业化公共教育，它们对于市场经济的普遍认同产生了这样的观点：通过将市场经济的思想运用到教育和父母选择中，教育水平就可以得到提高。这些倡议的政治热情和普遍的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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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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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政府官员将公共教育开放给了市场，包括特许学校、幼儿园和由盈利机构运营的独立学校，但它们的表现完全没有比政府支持的公立学校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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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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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政客都真正关心教育，有一些职业政治家或行政官员只是把教育当成职业晋升的一块跳板。他们对于教育有着自己的野心，这些野心是和政治利益动机紧紧相连的。他们为教育投入额外费用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希望有短期的获益，可以作为下一次选举的资本。在许多民主国家，这个现象每4年就会发生一次。随着新闻媒体的大肆宣传，竞选活动已经从18个月前，甚至更早前就启动了，这样一来政客们就有几年的时间借此在巡回演讲中吹嘘。他们在演讲中往往会支持那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可量化指标，包括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职业准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排名就是为政治量身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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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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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往往会采取命令和控制的策略。对于促进人们实现个人价值以及公共利益的所有说辞中，有大量的历史证据阐明了教育的社会控制、一致性和大众遵从。在很多方面，大众教育一直都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过程。有些时候政治意图是好的，但有时却并非如此。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教育是一个本身就充满争议的概念。有些时候，我们不仅无法认同它的概念，也无法认同它的结果。如果我们秉持的教育宗旨完全相反，那么对战略进行再多的辩论也无法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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