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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你的天赋：天分与热情成就幸福人生 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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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一种内心状态，如果你能超越自己，开始关注他人的需要，幸福感就会更强烈。狄恩·赛康（Dean Cycon）从年轻时起就心系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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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弱势群体冲击体验来自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我那时10岁，大都会队刚成立，它的前10场比赛都失败了。这支球队里全是些应该退役的老弱病残，他们除了拼命外别无他法。但是我被他们顽强的意志所深深触动了，也完全沉浸在了这支弱旅拼命抵抗对手的兴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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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狄恩花了大部分时间为那些备受欺凌的学生维权。虽然他自己也不是特别高大，但是他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呼唤——为弱者的权益而进行真正的抗争。在还是孩子时，他已经清楚地明白：只要你奋斗不止，就一定能伸张正义！但是，高中时的一则广播彻底启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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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看新闻，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中发表了暂停对越南北部轰炸的声明。我立即意识到他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大众对美国干涉越南事务的愤怒抗议。而这种抗议力量的领袖正是一些伸张社会正义的律师，比如威廉·肯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我那时就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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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狄恩成了一名律师，在大学时代他对美国原住民的抗争非常感兴趣，意识到必须要保留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文化。他边接一些赚钱的案子，边花大量时间为美国原住民维权，这让他声名显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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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律师要帮助原住民对抗政府和大公司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了。我开始接到来自美国各地的电话，后来就是加拿大的，最后甚至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我开始和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合作。后来，我还被邀请去多所大学进行原住民问题和世界森林环境问题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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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次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巴西农民的，在罗德岛大学举行。演讲结束之后，一位教授私下对狄恩说，他的一位朋友在普罗维登斯（美国罗得岛州府）拥有一家咖啡馆，就是从巴西购买咖啡的，因为这个朋友知道种植咖啡的农民收入很少，生活很贫困，他想要帮助这些农民，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这位教授觉得跟狄恩说可能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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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帮助这家咖啡店老板能推动我热爱的事业。1998年，我们成立了Coffee Kids，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咖啡生产地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我的工作就是进入村庄，和农民交流，建立一些项目来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无论是饮用水、学校问题，还是收入问题。我的搭档会去到全美的咖啡公司，寻求它们的资助。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几年之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当我们在为农民们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时，咖啡公司却只愿出几千美元支持这些项目，它们并没有改变对那些村庄的看法，所以贫穷的恶性循环并没有被打破。这些公司依然打着广告——好像它们真的在改变世界似的。我想，如果这些公司能为种植咖啡豆的农民们支付不错的薪水，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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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狄恩已经知道自己再也不想做律师了，自己并不适合在繁复的日常法律事务中碌碌无为。但是，他也知道自己要去做比Coffee Kids更伟大、更有社会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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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咖啡公司参与到这些种植咖啡豆的村庄的更大事务中去，会怎么样呢？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对如此便宜的原料产地的现状负责任的话，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一家公司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责任并持续盈利？如果这可行的话，我就创造出了一种新模式：商人们既可以关心他人，也可以保持盈利。1993年，Dean’s Beans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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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后，Dean’s Beans的线上、超市和实体店里的咖啡都非常热销。这家公司直接与14个国家和地区的咖啡豆种植农合作，并设立了公平的发展项目。对于狄恩来说，这是一个亲力亲为的过程——他一手创建了这些项目，满世界地跑，最终实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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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就不会这样做，因为我去的有些地方非常危险，卫生条件不好，容易得病，而各地的文化也截然不同。但我喜欢冒险、喜欢旅行、喜欢不一样的文化，也喜欢探索，这就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我总是听到有些人这样评价：“天啊！我绝对不会去埃塞俄比亚，还住在那样的村庄里！”或者：“我绝不会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而是还得在7 000人面前赤条条的！”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那些能在法庭上辩论和写诉状的律师，但我真的做不到，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法律界的原因。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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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恩商业模式的成功也证明了盈利和社会责任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现在，如果他不在苏门答腊岛帮助本地人开垦荒地或在秘鲁开发低碳咖啡，就应该是在给人们讲授自己的商业模式。“我喜欢让大家热爱我所热爱的那些东西，”他告诉我，“而且我有这样的天分。”与他人一起工作，帮助他人提高，尽可能地增强他人的意识，这都让狄恩感觉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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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狄恩·赛康一样，魁克·柯伯格（Craig Kielburger）也有很清晰的目标，这让他去做了青春期很少有人想到的事情。1995年的某个早晨，柯伯格正在《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上找漫画那一版，突然看到了一行标题：《反抗的童工，12岁男孩被谋杀》。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叫伊克巴勒·马西的巴基斯坦男孩在4岁时被卖身为奴，后来成了为有同样可怕遭遇的儿童伸张正义的代表，而这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柯伯格发现，这则新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感动了他。他决定尽可能地学习人权，甚至说服父母让他跟着一位加拿大的人权活动家去南非进行调查。他看到童工在非常悲惨的条件下工作，这些经历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赋予了他人生目标。当他回到家后，召集了他一批初中的同学开始一起捍卫全世界儿童的权益。“一开始我们并不引人注意，”柯伯格这样谈起最开始的努力，“我们向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发请愿书。接下来，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学校和宗教或社会团体中进行演讲，从那以后我们的队伍才迅速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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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最初在加拿大多伦多康山区建立了儿童组织，最后发展成了“解放儿童”组织（Free the Children, FTC）——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救助儿童组织。FTC发起了45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与发展计划，其目标在于“将儿童从贫穷中解放出来，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从他们无力改变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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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有1 000多名年轻人加入了FTC。他们募集到的钱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几百所学校，向这些国家的医疗援助和发展计划捐助了几百万美元，让这些国家的儿童能够摆脱童工和童军的成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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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伯格在组建FTC时遇到了无数困难和挑战，但是他那强烈的目标感不允许他退缩。他在接受某次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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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FTC建立的初衷是要消除童工剥削和贫困，但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还是要证明“年轻人并不是冷漠无情的，而是能创造伟大变革的人”。FTC向全世界展示了年轻人的智谋、创造力和洞察力，而且有着将绝望与挫折变成积极行动的神奇力量。有谁能比年轻人自己更了解年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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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南非启程回家的前一天晚上，多伦多一位电台脱口秀的主持人曾说，我这个年纪的正常儿童应该是沉浸在女孩、性和电子游戏中——绝不会是童工问题。这么多人对“正常”儿童的定义让我震惊！他们对儿童的精神和热情的理解非常狭隘。事实上，我遇到过一些毒贩子，他们对贩毒儿童的信任都要比美国、加拿大某些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信任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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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柯伯格已经不只是自己组织的代言人，更多是行动主义的代言人。很明显，他很清楚，为别人满意的生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所以他提倡年轻人应该尽早地参与到自己认同的伟大事业中去。他甚至总结了儿童开始履行自己社会责任的7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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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热情，选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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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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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梦想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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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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