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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农村迁入城市，助燃工厂和造船厂的工业化之火熊熊燃烧之时，第三种社会群体开始形成：城市工人阶级。对大众教育系统的一些先驱者来说，学校是提高工人阶级诉求、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绝望的一条道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教育是倡导健康民主核心价值观的最佳途径。在美国，霍瑞斯·曼（Horace Mann）认为，全民教育是对宪法原则的自然实现；也有人认为，大众教育是向工人阶级灌输工业生产必要习惯和纪律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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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种种原因，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由国家支持或指导的小学教育系统在整个欧洲遍地开花：匈牙利在1868年创建了这种系统；奥地利在1869年；英格兰在1870年；瑞士在1874年；荷兰在1876年；意大利在1877年；比利时在1879年。按杰拉尔德·古特克（Gerald Gutek）的说法，到美国南北战争时，“美国的公学运动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大部分州都建立起了普及度较广的小学系统。1865年后，南部各州也建立了学校。随着各个新的州加入联邦，它们也都建立起了公立小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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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对工人阶级的孩子进行教育是在浪费公共资源：这些孩子“朽木不可雕”，无法从教育中受益。他们错了。还有些人担心由此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向工人阶级提供教育会让他们产生高于自己身份的观念，引发社会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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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欧洲和北美的教育系统就是为满足工业化经济的劳动力需求而设计的，主要是制造、工程及建筑、采矿及钢铁生产等相关行业。从广义上讲，在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中，80%是体力劳动者，20%是行政和专业人士。这一要求对公共教育系统的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教育模式就像一座金字塔，下面是庞大的基础教育，上面是逐级收窄的高等教育。绝大多数孩子都会接受小学教育，但只有少数人（绝对数量仍很可观）会继续上中学。大多数年轻人到16岁就完成了全日制教育，开始参加工作；另外一小部分则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成绩好的学生上综合性大学，而其他人则进入职业学校或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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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高中一般会被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针对少数表现出学业潜力的学生设计的学术型高中；针对大多数没有这种潜力的学生设计的实用型或以技术为导向的学校。尽管美国的教育政策强调每一种学校都各有价值，但面向大学的学术型高中及其学生都有着较高的地位。这倒不是说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上大学：只不过，上大学的名额供给会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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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需求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就读机会也增加了。在美国和欧洲，高等教育的扩张始于20世纪60年代，部分原因是为了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婴儿潮一代的人口爆发。随着知识经济带来的蓬勃需求，这一趋势也在发展。在英国，国家教育从一开始，其学术型“语法”学校的扩张就与主要工业中心城市新大学的成立齐头并进。1954—1966年，有资格进入大学的中学毕业生人数，从24 000人增加到66 000人。20世纪60年代，英国创办了23所新大学，以满足婴儿潮一代的需求，最后还成立了开放性大学，以远程学习的方式为所有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英国2/3的大学都成立于1960年以后，而理工学院也获得了大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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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0年里，能进入大学深造的年轻人数量从20%提升到近50%。到底是什么事情使年轻人的知识能力出现了如此明显的提升？是因为水里加入了氟化物，还是因为有机农业的兴起？事实是，大多数年轻人都具备进行高等学术研究的能力；只不过，以前的市场可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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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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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兴起不仅影响了大众教育体系的结构，还影响了它的组织文化。与工厂一样，学校是与外部世界分隔开来的特殊设施，它有明确的界线：它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和学生规范；它以标准化和一致性原则为基础。学术系统内的学生一般会按相同的教材学习，根据同一套成绩标准被考核。他们没有选择，所以出现偏差的机会相对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年龄是学生们分班与升级的标准：所有5岁的孩子在一起，所有6岁的孩子在一起，等等。这仿佛在说孩子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出厂日期”似的。在高中，每一天都按标准的时间单位来管理，铃声就代表一个单位的开始和结束。教学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就像流水线一样，学生们会从一个教室走进另一个教室，由不同的教师教授不同的科目。教育系统同时也按照线性制造原理来操作：整个过程有着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按照逻辑建立在前一阶段上；整体效果可以被理性、可靠地预测。按照它的设想，如果学生们按照规定的方式完成了整个学业，尤其是完成了大学学业的话，那么就能达到教育层级的最顶端。之后，不管世界抛给他们什么难题，他们都能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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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系统的原始结构，在当今运行的许多学校体系里仍依稀可见。我刚搬到洛杉矶时，在一篇名为《大学从幼儿园开始》（College Begins in Kindergarten）的教育论文里，看到了线性原则的突出案例。关于线性教育这个话题，我有很多内容可以谈，但在这里我只想说，大学并不从幼儿园开始，幼儿园才从幼儿园开始。都柏林方舟儿童剧院的导演曾对此做过精彩的点评，他说：“3岁的孩子不等于6岁孩子的一半，6岁的孩子也不是12岁孩子的一半。”3岁的孩子就是3岁的孩子。对大学的迷恋，正从上至下地贯穿整个教育系统，甚至连学前教育也因此变得扭曲起来。在一些中心城市，人们激烈地争夺“优质”幼儿园的入学名额，孩子们还得通过面试才能入园。这些面试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寻找婴儿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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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原则里充斥着一个观点：归根结底，教育是为人们的未来做准备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教育仍主要针对儿童和青少年。这一系统有时也被叫作“前载”教育模式，意指你会在人生的开始阶段积累教育资源，然后再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将它们消耗完。我还听说有人叫它“油缸”模式，年轻时，初始教育储备会把你装满，然后它就能帮助你度过整个人生。当然，在实践中，大多数人离开学校的时候都只装了半缸油：它只能满足社会一开始的基本要求，一旦他们用光了油，就无法再跑完全程。一路上的加油站真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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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别再用机动车来做比喻了。一些政策制定者在谈论教育改革时就像是在整顿汽车行业。他们强调，教育系统必须回归基础，专注于核心业务，勇于面对国际竞争，提高水平，改进工作效率、投资和成本效益回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机动车和其他无生命的产品对自己的产生过程根本没有任何意见，而人们却很看重自己的教育经历。他们有感受和意见，有价值观和动机，也有希望和壮志。可见，对人性的忽略，是工业化教育系统中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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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仅是为了未来做准备，它还能帮助人们投入当下，也就是说，随着生活的展开，我们未来的样子会取决于我们当下的生活质量。供给关系的线性假设，出于实用性的诉求将许多潜在的宝贵经验给切断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教育到职业生涯的过渡从来都不是遵循着线性方向发展的。社会力量和个人冲动的顺流、逆流时刻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生活，各种出乎意料的事件和机遇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只有在我们回顾人生时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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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教育是按照直线向职场过渡的”这一假设的指导下，学校开始在压力之下优先考虑那些表面看似与经济利益最为相关的科目。据说，社会对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渐长，所以科学和技术就得到了更高的优先级，学校也相应获得了更多资金，反之艺术和人文科目的经费却被削减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就是这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政策是否最符合年轻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甚至，它到底是不是产生优秀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的最佳途径，也很值得怀疑。不管怎么说，认为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是一个直线性的供需过程，与生产汽车没有什么两样，是大错特错的！工业系统固然可以强调标准化、机械化和线性化，但人的生命却绝非如此，因为生活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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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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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总部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与欧洲的各成员国合作。我曾为欧洲委员会主持过一个项目，部分内容涉及对22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调查。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所有的国家里，艺术都位于学校课程的边缘位置：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在正规课程里纳入了一定的艺术和音乐内容；但很少有涉及戏剧的教学，也很少提供舞蹈课程。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也建立了这种制度。事实上，差不多到处都是这样。不管大多数国家想要提高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水平，似乎都跟艺术没有关系。当然，我是根据自己的求学经历意识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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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文遇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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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时，一位老师告诉我说“你有麻烦了”，还让我去见班主任。问题出在我对接下来两年的课程选择上：我喜欢艺术，很想接着学；但我也想选修德文课。“唉，这真为难，罗宾逊，”班主任说，“我恐怕你是不能同时选艺术和德文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看过德国电影，也研究过很多剧照。“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说，“是你不能在这所学校里同时选修艺术课和德文课。它们在课表上有冲突。”我问他该怎么做。“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会选德文课。”我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它会对你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对这说法感到很生气，现在仍然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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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班主任说德文更有趣，或者我在语言上非常有天赋，再或者它更适合我，我都能理解。但为什么德文就比艺术更有用呢？我知道德文有用，尤其是当我去德国时。语言非常有用，但艺术就没有用吗？难道艺术就毫无用处吗？大多数学校的课程分为了两大类：有用的学科和没用的学科。语文、数学、科学和技术是有用的；历史、地理、艺术、音乐和戏剧则没用。每当教育经费紧张或教育改革发起时，艺术课程就会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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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国政府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ESEA），即俗称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这一法案旨在提高各学校的学术水平，让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负责，以大幅度提高大学入学率，增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它主要提倡加强语言和数学的标准化考试项目，将对学校划拨的资金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是跨党派合作的结果；它是一些重要人物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提出的，这些人们真是用心良苦，值得钦佩。可在实践中，它基本上没能达到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法案中主张的是一种一切为了考试的填鸭式教学；它鼓励学校采用考试系统，以避免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处罚。教师和学生均大受打击，对它进行了大肆的批评。学生的辍学率和教师的辞职率大幅上升，识字率和数学方面的综合成绩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在此过程中，美国各所学校中的人文和艺术教育均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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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们强调，毁掉艺术教育并非该法案的本意。我敢肯定这的确不是有意而为之，因为我无法想象严肃的政治家们蜷缩在国会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计划裁减全美的钢琴教师，或者由于认定舞蹈教育工作者人数过多而必须减少。政策制定者们的想法是关注等级较高的学科，而艺术只是“不小心”受到了连累罢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就是医学中所谓“脓毒性病灶”（septic focus）的绝佳例子：脱离上下文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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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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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负责肾病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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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叫戴夫的演员朋友。他是个大块头，体重约有127公斤。他喜欢喝啤酒，尤其喜欢“主教啤酒”（Abbot Ale）的味道。喝了它，你几乎可以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动一辆小汽车，或者撑起一个大块头演员。戴夫每天都要喝12瓶！几年前，他因为背痛去找医生，医生建议他去肾病专科就诊。专科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说他有可能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戴夫问致病原因是什么。“很多东西都可能会致病，”专科医生说，“你喝酒吗？”戴夫说“在社交场合会喝一些”，然后就提到了主教啤酒。医生告诉他，必须戒酒，否则他的肾脏就可能会出现衰竭。戴夫说：“我不能戒酒啊！我可是个演员！”“这样的话，”医生说，“不如你改喝威士忌这种烈酒吧？”戴夫说，他觉得烈酒可能会导致肝硬化。“但你又不是找我来看肝病的，”医生说，“我只负责看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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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有大局观的医生可能就会意识到：戴夫的肾脏问题是由他生活方式中的诸多因素所导致的，所以用新问题解决旧问题是没有用的。“脓毒性病灶”变相地证明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这类教育改革只在系统的某些部分进行了革新，却忽视了从整体上考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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