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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们强调，毁掉艺术教育并非该法案的本意。我敢肯定这的确不是有意而为之，因为我无法想象严肃的政治家们蜷缩在国会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计划裁减全美的钢琴教师，或者由于认定舞蹈教育工作者人数过多而必须减少。政策制定者们的想法是关注等级较高的学科，而艺术只是“不小心”受到了连累罢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就是医学中所谓“脓毒性病灶”（septic focus）的绝佳例子：脱离上下文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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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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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负责肾病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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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叫戴夫的演员朋友。他是个大块头，体重约有127公斤。他喜欢喝啤酒，尤其喜欢“主教啤酒”（Abbot Ale）的味道。喝了它，你几乎可以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动一辆小汽车，或者撑起一个大块头演员。戴夫每天都要喝12瓶！几年前，他因为背痛去找医生，医生建议他去肾病专科就诊。专科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说他有可能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戴夫问致病原因是什么。“很多东西都可能会致病，”专科医生说，“你喝酒吗？”戴夫说“在社交场合会喝一些”，然后就提到了主教啤酒。医生告诉他，必须戒酒，否则他的肾脏就可能会出现衰竭。戴夫说：“我不能戒酒啊！我可是个演员！”“这样的话，”医生说，“不如你改喝威士忌这种烈酒吧？”戴夫说，他觉得烈酒可能会导致肝硬化。“但你又不是找我来看肝病的，”医生说，“我只负责看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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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有大局观的医生可能就会意识到：戴夫的肾脏问题是由他生活方式中的诸多因素所导致的，所以用新问题解决旧问题是没有用的。“脓毒性病灶”变相地证明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这类教育改革只在系统的某些部分进行了革新，却忽视了从整体上考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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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等级较高的学科就应该得到持续不断的关注？学科为什么会存在等级之分？答案首先是经济：人们以为某些学科与工作更为相关，能帮应聘者获得更高的薪水。一代代的年轻人总会听到那些好心的建议：“别搞艺术，你根本不可能变成职业艺术家”，“别搞音乐，你没法靠它谋生”。于是，他们渐渐远离了艺术。这些建议或许的确出于好心，但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它们是错的。学校重视艺术往往是出于其他原因：它们有助于培养创造力和自我表达能力；是“休闲”或者“文化”活动。可一到世道艰难时，许多人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艺术根本不能用来谋生。它们本身很有趣，丰富多彩，可到了紧要关头，它们就成了可以抛弃的奢侈品，充其量是“可选可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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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视上与英国一位著名政治家展开了一场与此相关的辩论。他认为艺术非常重要，能让人休闲。这种看法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休闲是与工作相对的。如果你工作得少，就可以多休闲，但如果你没工作，就是失业了，也就无从谈论休闲了。这可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们辩论的时候，英国大概有2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据我所知，他们可并没有形成新的休闲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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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有等级之分还有另一个原因：说到底，没有人会跟自己孩子说“别做数学啦，你当不上数学家的”；又或者“别搞科学啦，你可成不了科学家”。这第二个原因与文化有关。人们认为等级较高的学科在本质上很重要。这种假设与经济无关：它来自对知识和智力所持有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在过去300年里一直主导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如果说传统教育的第一根支柱是工业化，那么第二根支柱就是学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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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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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里，“学术”往往被当成“教育”。政客们经常爱说提高“学术水平”，就仿佛它与提高“教育水平”是一个意思似的；人们也常常爱用“学术能力”来指代“智力”。但是，它们其实完全是两回事。学术工作集中在特定的语言和数学推理方面：撰写事实性的、批判性的文章以及口头讨论和数学分析。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力，然而如果人类的智力仅限于此，那么大部分人类文化就根本不会出现。因为它里面分析太多，行动太少；它里面不会有实践科学，不会有技术，不会有企业经营智慧，不会有绘画，不会有音乐或舞蹈，不会有戏剧、诗歌、爱情、感情或直觉。这些都是构成人类智力的重要元素。所以说，如果你只具备学术能力，那么今天早晨你恐怕根本没法起床。事实上，你根本就不会有床可起。因为没有人会生产出床来。大概有人会写文章探讨床的理论可能性，但没人实际做出过这种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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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成绩来说，文化态度里存在一种有趣的两面性：一方面，人们认为学术成绩对个人的成功、国家的生存而言都非常必要。如果学术水平下降了，媒体专家们会捶胸顿足，政治家们也会坚决地采取补救措施。另一方面，“学术”又成了一种客套的贬义词，很多人都认为专业学者都生活在象牙塔里，无法实际理解现实世界。任何观点，只要被认定为是“纯学术”的，就能轻易地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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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既为学术能力深深着迷，同时又怀疑它呢？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了解到，这种痴迷的根源来自启蒙运动，即17～18世纪欧洲哲学和实用科学的大肆扩张。启蒙运动带来了一种以演绎理性和科学证据占主导地位的智力观，而学校和大学的正规教育又强化了这一点。学术工作逐渐主导通识教育的一个原因是，大学的需求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大众教育文化。大学的入学要求直接影响了中小学课程的性质以及评估与公开考试的形式。人们总是把进入大学（而不是直接工作或接受职业训练）的人看作这个教育系统的真正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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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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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教育看作为以后的事情做准备，那么就有可能忽视以下事实：人生最初的16年或18年并不是一场彩排。年轻人当下过着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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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退后几步看待教育系统，可能就会问：“这一切是为什么呢？”你可能会首先锁定那些从教育的要求和期待中受益最多的人。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义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生产”大学教授，因为他们是学术文化的典范。我当过大学教授，知道人们对学者和学术生活极为尊重。但它也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社会不应该把它拔高成一种标准，让其他形式的人类成就都向它看齐。我认识画家、商界领袖、舞蹈家、运动员，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的成就、智力和人格魅力不亚于我认识的任何一位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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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聪明绝顶的人都曾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觉得自己不聪明，也有许多长于学术、大受教育系统欢迎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发现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这些人几乎从未察觉到自己真正的创造潜能。浪费创新才能，是一场越来越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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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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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要扮演3种主要角色：个人角色、文化角色和经济角色。每一种角色都富含很多内容，但在这里，我将它们总结成3句简单的话。我认为，这种观念相对而言也没有什么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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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角色：发展个人才华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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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角色：加深对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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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角色：提供谋生所需的技能，让人们具备经济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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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之处在于，我们要对这3种角色进行持续的关注，平等地促进它们的发展，并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教育转型的关键——我们要让教育符合21世纪的需求，以培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