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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奈的目的是追求实用性，他的方法“讲究实效而非科学性”。1905年，他设计出了第一套智力测量表，该表包含30道题，针对的是3～12岁的孩子。测试员会让每一个孩子都参与做题，一直做到做不下去为止。接着，他会将成绩与孩子们所属年龄组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如果某个孩子可以完成6岁孩子该做完的测试，那就可以说这个孩子的智力年龄是6岁。那时，比奈将智力年龄和实际年龄之差视为了留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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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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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提议用智力年龄与实际年龄之比来推导出现在广为人知的智商公式，他认为该公式可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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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内，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应用了这一公式。但是，人们很快就忘了最初适用于智商概念的限制条件，把它移用到了各个领域中。美国尤其如此。100年后，智商仍然是不同教育形式、各类就业岗位和军队职位的基本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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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崇智商的整个环境中，既有人用它来支持种族、民族和社会差异理论，也有人用它来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英国和美国早期进行的智商测试表明，穷人及其孩子的智商较低，富人及其后代的智商较高。智商似乎莫名其妙地决定了贫富和物质水平。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变量：穷人无法负担教育费用，而富人却可以。这似乎是一个被忽视的地方。一时间，这些发现为基于优生学的政治举措提供了有力的根据，人们开始通过选育和人口控制来“改善”人类素质。20世纪初，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萧伯纳等顶尖知识分子都公开支持优生运动，认为应该严格控制穷人的生育数量。美国一些州则通过立法来清除智力低下的人士。纳粹第三帝国则出于不同动机将优生学作为“最终解决方法”的关键要素，并最终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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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nstein）在美国出版了《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掀起了一场有关智商测试的大论战。该书指出，智商测试可靠地印证了人类智力存在巨大差异的问题。作者认为，智商与道德低下的行为有关，而这又跟一些特定的民族文化，尤其是非洲裔和西班牙裔族群脱不了干系。人们都批评《钟形曲线》是种族主义图书。有关智商测试的辩论至今硝烟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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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智商就是一个强大而具有挑衅性的设想，至今仍然如此。尽管人们对智商测试究竟衡量的是什么以及它衡量的东西到底跟整体智力有什么关系，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但大众还是逐渐把这些有关学术能力和智商的设想当成了天生如此的事情，而不是特定文化价值观和特定科学假设的产物。事实上，智商测试正属于后者。怎么会这样呢？答案就在于过去400年来科学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它根植于阿科德米亚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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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170482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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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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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西方历史可以分为3个主要时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这3个时期在划分上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或时间的分水岭，却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分野，在于人类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由此造就的不同世界。它们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范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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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认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历史时期的知识视野，并不仅仅单纯地由事件或人类的欲望决定。它们是由人们用来分析、描述自身生活的基本思路来决定的。同理，理论也是为了回应问题才提出的。苏珊·朗格指出，一个问题只能通过有限的方式来解答。出于这个原因，知识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一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在其限定下属于问题的东西。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知识时代所提供的答案，揭示了其对世界的潜在看法。在任何知识时代，一些基本的假设都必然会存在，而当时的人们也会鼓吹一些在不知不觉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考方式。这些深层次的态度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并让我们倾向于接受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解释，以此设下理论的界限。如果我们的解释是理论上的，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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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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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并未解决老问题，而是提出了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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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一词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推广开来的。他用“范式”来描述人类思想和文化领域内标志着伟大科学革命的巨震式变化。范式是公认的规则和假设框架，它定义了事情的既定法则。在科学史上，一种范式并不是一套单独的理论或一项科学发现，而是科学本身所蕴含的潜在方法，它会对理论加以框定，并对发现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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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将科学形容为解谜活动，因为人们是通过应用科学工作者在社群内达成共识的程序和规则去解决问题的。库恩最感兴趣的历史时刻，是当科学问题、科学规则出现转变时，或者两者都出现转变的时候。他认为“常规科学期”和“超常规科学期”是不同的：在前一时期，科学工作者们对问题与规则会存有普遍一致的意见；而在后一时期，常规科学会开始得出公认规则和假设无法解释的结果。如果将这些异常积累起来，科学界对公认方法的信念就会动摇，并出现专业危机，而这会引发创造和发明的大爆炸。在“超常规科学期”，有关自然及科学局限性的全新问题和全新理论就会冒头，这就是科学革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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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新观点或方法，也就是苏珊·朗格所谓的“生成性观点”，以狂暴式思潮跨过了现有的思维方式并使之转换时，新范式就有可能会出现。真正的生成性观点就会打开全新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激发多个领域的智力激情。一如苏珊·朗格所说，“新的观点就是一束光芒，它照亮了之前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并赋予这些东西以意义。我们把光射向这里、那里，射向每一个地方，思想的束缚便在这光芒面前消散开来”。范式变化往往有着独特的发展路线，它由重新配置了我们基本思考方式的新观念所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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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随着新观念应用、扩展到许多不同领域并在其中收获经验，一个充满巨大的知识不确定性的兴奋期便出现了。最终，革命性的思考方式逐渐安定了下来，它们的真正潜力也变得更为清晰，更为确凿。最终，它们成了新范式的一部分，即新的思维方式。革命性的思考方式催生了新范式，造就了新的既定观念和新的确定性。它们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认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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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知识时代过渡到另一个知识时代，社会必然会经历一场痛苦而持久的转型。新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在历史中某个明确的节点上取代旧有的思维方式的，两者往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交融、并存。这种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有可能在一路上造就诸多紧张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最终，新范式会为新时期的常规科学奠定应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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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重要的知识发展期的特点都是，以革命性的新观点推动时代向前。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是对的。产生这种信念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事实看起来就是这样：早晨太阳升起，缓缓穿过天空，晚上再次落下。人人都看得见，动的是太阳，不是地球。去干活的路上，人们并没有被抛离地球，而且身上也没有绳子拴着（才没有飞出去）。故此，太阳在动，地球没动，这是常识。其次，这一假设也有着宗教方面的出处：在中世纪的世界观里，地球是造物主的中心，人类是上帝最后创造出来的，是宇宙王冠上的宝石。神学家们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会呈现出完美的对称性，行星会以完美的圆形轨道绕着地球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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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用节律表达了这种和谐感；希腊早期的数学家用简洁优雅的公式来描述这些运动；而天文学家则以之作为复杂理论的基础。问题在于，这些运动里有着令人担心的变数：行星们并不守规矩。以地球为万物中心出发，天文学家们只有在理论里不断增加愈发复杂的变量，才能阐释行星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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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所有人一样困惑，所以哥白尼提出了一个激进的主张。如果太阳并不围着地球转，那会怎样呢？如果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呢？这个惊人的想法解决了一大堆多年来折磨天文学家的老问题。就这样，“日心说”出现了。后来，开普勒指出，行星们并不在圆形轨道里运转，而是在椭圆形轨道里运转的，这一观点最终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进行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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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场所谓的“哥白尼革命”并没有掀起太多的涟漪。但伽利略对“日心说”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穷尽了他一生的时光。他的望远镜让科学家们逐渐看到了哥白尼理论的真相，自此之后，相应的观点也开始逐渐站稳脚跟。但这些主张却被斥为异端邪说，是对上帝造物传说的侮辱，是对人类自身的诋毁。伽利略遭到了迫害，因为自己主张的观点还受审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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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但理论确实是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这一点。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并未解决老问题，他们只是提出了新问题，并在探究的过程中，改变了框定老问题的整个基础。旧理论被证明是错的，因为旧理论所依据的假设是错的，它们建立在虚构的意识形态之上。随着新的认识的传播，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知识时代，即一套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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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不仅标志着中世纪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转变，也标志着孕育中世纪世界观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事实证明，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见解是新时代的曙光。从托勒密在1世纪提出的“地心说”，过渡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它们框定的不仅是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更重新确定了人类在历史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