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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人奥尔德斯·马努蒂尔乌斯（Aldus Manutius）发明便携式书本后，便携式书本图书馆渐渐成为主流，彻底颠覆了教会对知识的控制权。中世纪图书馆制度及其背后以教会为首的机构，首次开始遭受到了一种独立出版的商业化产品的挑战，并最终被取代。一如胡安·拉达博士（Dr. Juan F.Rada）所说：“一场新技术和知识转型开始了，它为知识革命及伴随而来的大发现时期提供了动力。便携式书本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它为宗教改革、白话文的推广、出版物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使作者和读者进行个性化的表达成为可能。”便携式书本图书馆又为复杂官僚机构和大型组织化国家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工具：“出版成为载体，传播思想和观点，改变宗教信仰，实现学术认可。启蒙时代的种子就这么种下了，对教育的信仰以及本世纪对普遍教育和识字的信仰，也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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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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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真正的大发现时期。为了开拓疆土和殖民地，欧洲列强的商业船队开始了横跨大西洋的投机远征。这些闯入未知领土的浩大活动，是依靠新的导航工具实现的。其中，磁针式罗盘（在距今约2 000多年前由中国人发明，直至近年来才为GPS所取代）能够以极高的精度测量方向，在定位，尤其是航海定位领域掀起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在一些探险家绘制地图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受到了伽利略的启发，开始用全新的科学精度勘测宇宙。望远镜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观测行星的运动轨迹，以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所有这些创新，都与科学和数学等新理论的演变实现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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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项更出人意料的发明也被卷入了这个过程。这项发明的根源，也有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技术。此时，机械钟逐渐取代了水钟(6)，为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时间提供了条件。有趣的是，对这样一个革命性的设想，我们只知道它最初出现在1200年前后，却无法在历史上找到有关发明者的信息。时钟将人们从依靠日夜自然更替节奏来组织时间的做法中解放出来，这个变化对工作和产业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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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还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时间观念：一天24小时，每个小时又被等分为60分钟，这是个常识。时钟还为思考宇宙提供了新途径。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阐述了关于自然运作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不朽理论。他设想宇宙运行就如同一套庞大的钟表机制，这个哲学观点对后世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现象里隐含着因果观念，以及外部因素相对于内部刺激的重要作用，如今，这些观点塑造了我们日常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阿尔文·托夫勒指出，时钟的发明早于牛顿发表这些理论，对牛顿框定这些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牛顿本人曾警告说，不要因他的理论而把宇宙想象成一台大时钟。他说：“重力解释了行星的运动，但不能解释这一运动的掌控者。上帝主宰一切，上帝是全知的，更是全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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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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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艺复兴带来的复杂而相互交融的变化，人们重新燃起了对个人体验重要性的重视。在中世纪，教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水岭。15世纪，伴随着识字率的提升，教会的力量开始遭到侵蚀。与此同时，人们对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政治腐败也感到越来越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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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牧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认为，个人与造物主之间不应该横亘着第三方，至少不应该横亘着腐败自私的教会。宗教改革强调，每个人都应从自身出发去理解经文，直接与上帝沟通。重视个人的批判性判断和知识的力量，支撑了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科学方法的发展；而后一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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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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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会原有的确定性开始分崩离析，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开始对事物的本质提出根本性的质问。具体而言就是，什么是知识？我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希望不对任何东西抱持理所当然的态度。他们的目的是剥离迷信、神话和幻想的外衣，发掘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认为，知识必须经得起两种测试的检验（符合其中之一或两者都符合）：符合严谨的演绎逻辑；有观察证据支持。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认为，什么事情都不应当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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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修建一栋新的知识大厦，那么就必须一砖一瓦地搭建，每一个元素都应该得到充分的检验。他确立了一套逻辑分析程序，即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对自己的存在也表示怀疑。他的出发点是，他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自己正在思考问题，“我思故我在”：因为我正在思考，所以我一定是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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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观深受这一线性原则的影响。所以，理性主义者会按照逻辑顺序思考，就像用砖块砌墙一样，在一个理念之上构建另一个理念。类似地，实证方法也开始在事件中寻找因果模式，暗示事件会从已知的“因”走向已知的“果”。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是启蒙时代的驱动力，它们通过科学、哲学和政治，获得了无法阻挡的力量，改变了传统的思考方法，打开了通往科学、技术、哲学等崭新领域的大门。顺着它们的指引，18世纪和19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科学又以种种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一路走来，两种从前几乎不可分割的思考方式——艺术和科学，之间出现了罅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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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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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性主义主导的科学世界观取得了无法估量的成就，包括医学和制药领域的非凡进步，对人类寿命及生活品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工业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复杂的通信和交通系统；对物理化宇宙前所未有的认识。随着科学和技术成就的继续累积，未来显然还会出现更多的成就。但它也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它导致了艺术和科学的分裂，使得理性主义在教育刚一出现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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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看似无比自然的艺术与科学联盟，在启蒙运动时期逐渐趋于解体。但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面对冰冷的逻辑及其为世界祛魅的使命，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回潮。在音乐、绘画、舞蹈、戏剧、诗歌和散文领域，不同的浪漫主义艺术家重新强调了人类体验、感受、情绪和超然的力量，认为它们的存在不容置疑。启蒙运动的旗手是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包括休谟、洛克和笛卡儿；而浪漫主义则由画家、诗人和音乐家们的伟大作品所推动，包括贝多芬、席勒、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和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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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性主义相对，浪漫主义更侧重于人类体验与存在的性质。在当代对待艺术与科学的态度中，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分野被很好地延续了下来。在通常情况下，科学与事实和真相挂钩：科学家的形象往往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通过冷冰冰的计算，达成对世界运作方式的客观认识。相对来说，艺术则与情感、想象力和自我表达相连：人们会把艺术家描绘成自由的灵魂，认为他们会通过风暴般的创新观点来彰显自己的能力。在教育领域，这些假设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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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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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前，几乎没有人接受过正规教育。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主要依靠教会通过所谓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提供。形形色色的文法学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个词语在英文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1387年，当时的写法是“gramer scole”，但拉丁文中的“schola grammatica”则至少在此前200年就有人使用了。坎特伯雷国王学院自称是英格兰最古老的文法学校，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97年圣·奥古斯丁的到来。学校本身有可能会把自己的出身追溯到此前的1 000多年前。各类文法学校亦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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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早期的文法学校是由宗教团体创办的。一些学校依附于较大的或联合的教会，另一些则由修道院主持。文法学校的目的是帮助教会教育孩子，但中世纪的教士会在许多领域展开其事业生涯。教会本身不是一个职业，但却是通往一切职业，包括律师、公务员、外交官、政客和医生等的必经之路。古代和中世纪学校的主要焦点是教授学生学习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使之能够流畅地使用这些语言，以便进入法律、政治或公务系统等职业领域。拉丁文是教会通行的国际语言，能流畅地使用拉丁文是一项重要技能。鉴于文法学校的专业职能，它们一直以来都在采用这样或那样的入学考试来挑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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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世纪末，英格兰大概有300多家文法学校，大部分都与教会有关。15世纪和16世纪，人们对宗教教义的怀疑愈发严重，许多非宗教组织也开始出于种种目的自创学校，这类学校不少都与社会行业有关。因此，各类文法学校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学校实际教授的内容也开始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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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文法学校的课程只针对古典内容进行教育。古典式教育以7门人文学科或理科为基础：语法，即语言的形式结构；修辞，即论点的构成和演讲；辩证法，即形式逻辑；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学。几个世纪以来，古典内容一直主导着教育理念，革命家的改革尝试频遭抵制。一如詹姆斯·亨明所说，学校受制于“古典错觉”，也即认为“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阅读荷马史诗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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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具有开创精神的教师开始尝试放松古典内容对文法学校课程的钳制，引入了一些其他科目以及更为实用的教学方法。理查德·马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是1561— 1586年期间莫切特泰勒男校（Merchant Tailors’School）的首位校长，他努力想在文法学校中教授英文，认为这对规范英文的语法和拼写至关重要。他还力争将戏剧这一科目引入学校，他的学生们曾在多个场合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表演过节目。莫切特泰勒男校的课程逐渐囊括了音乐、戏剧、舞蹈、绘画和各种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包括摔跤、击剑、射击、手球和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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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培根主张将历史、现代语言，尤其是科学列入学校的课程中。汤布里奇中学（Tonbridge School）的校长在1787年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指出：学校的课程应包括历史、地理、数学、法文、艺术和体育训练。在英国，直到19世纪中期，在古典内容之外拓宽课程的尝试都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查尔斯·达尔文曾在舒兹伯利的寄宿学校读书，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说：“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所学校更糟蹋我的思想的了，因为它严格奉行古典传统；除了一点点古代地理和历史，我什么也没学到。从教育手段上说，这所学校留给我的是一片空白。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掌握任何语言了……我从这种‘古典’学习里获得的唯一乐趣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些颂词，我确实非常仰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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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压力最终在其他地方出现了。其中，3个方面的发展重塑了公众对学校教育以及文法学校课程改革的看法。首先，科学和技术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它们所属领域的知识气候发生了改变。其次，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1851年和1862年举办的伦敦世博会，生动地说明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进步正在快速发生，这场变革虽始于英国，但后来的发展出现了要反超它的迹象。最后，有关智力和学习本质的新理论正在发展。心理学这门新科学对智力及智力培养方法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新理论对如何培养儿童的公认假设提出了挑战，对以语法学习和形式逻辑为基础的严格的古典教育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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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和20世纪，古典内容的教学在中等教育里几近绝迹。学校课程用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层次体系取代了它们空出的位置：顶部是语文、数学、科学和技术；底部是艺术和人文。詹姆斯·亨明说，到了这时候，学术错觉取代了古典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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