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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指出，大脑的功能比初始理论所想的要复杂得多。数代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桌子上摆弄死掉的大脑，得出对大脑的认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过去30年，在各种大脑扫描技术的推动下，活体大脑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技术可以跟踪大脑在进行不同活动时的静电活动及血流量模式。如今，科学家们对大脑的总体功能有了更多的认识，如不同的活动，包括说话、脸部识别、听音乐或做数学等，用到了哪些部位，这些部位又是怎样组合的。神经科学正使用纳米技术，从分子层面探索大脑活动，包括神经突触上电荷的传输。这些研究为心理学、药物研发、疼痛治疗等带来了新的方法。它们还为理解创造力提供了3个关键的主题，即人类智力的高度多样性、动态性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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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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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哲学家的观点是，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来自系统的逻辑和感官的实证证据。这种方法是常识成立的佐证。但在实践中，其他因素也应被全面地考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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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远比我们看到的、比我们感官察知到的要丰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是特定感官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感官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感知领域：也就是我们能够感知到些什么以及怎样感知。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的感官世界中，各种景象、声音、气味、温度和质地包围着我们，但我们却只能感知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像现在这样体验这个世界，一部分原因在于身体构建的方式如此——我们是人类，我们的身高一般是1.6米左右，我们直立行走，我们的身体大致对称。在不受保护的条件下，我们的身体只能承受极小的热量变化。我们拥有至少9种感觉：视觉、味觉、触觉、听觉、嗅觉、平衡感、方向感、疼痛感和温度感。我们的眼睛位于头部前方，双眼同时视物。我们可以看到波长在400纳米（深紫，超出此极值就是紫外线）到770纳米（深红，超出此极值就是红外线）之间的光。我们的耳朵通常能听到20HZ～15 000HZ范围内的声音。感官是信息在外部世界和人类意识之间往来的通道。如果这些通道发生变化，其他类型的信息得以通过它们往来，那么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也会由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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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动物有着与我们不同且往往更为敏感的感官，因此，它们也生活在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感官世界中。一些哺乳动物，比如蝙蝠，可以察觉到远远高于15 000HZ的超声波频率。有些动物和鸟类则可以察觉到次声波或低频声音。鸽子可以察觉到低至0.1HZ的声音；而大象则会用低至1HZ的声音沟通。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以上这几种动物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物理环境中，但对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却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再比较一下同为海洋生物的海马和虎鲸：它们居住在相同的海洋环境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官世界。它们的相对体格和实力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拥有完全不同的感知能力。如果你能听到蝙蝠听得见的声音，像猫那样看世界，拥有狗一般的嗅觉，能听见特殊的声音、在水下呼吸或飞行，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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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理结构决定了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着我们实际感知到的事物。人类的智力发展不仅是一个感知的过程，还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如果不加选择，信息就会一股脑地涌进来，像收音机调到了开放频率一样。当你看着房间、景观和街道时，你并不会对感知范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给予同样的关注。相反，你会注意一些事情，同时忽略另一些事情。站在同一条街道上的两个人，有可能正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感知着这条街道：交通督导员可能会看到满大街都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擦玻璃的工人则可能会认为这条街上到处都是工作机会。如果你驾驶着一辆黄色汽车，或许会觉得黄色汽车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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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身体和大脑的构成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对象。不仅如此，它还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这再次提醒我们要当心理性主义的思考方法，因为它往往会把思维与身体分离开来：这种现象叫作“笛卡儿式二元论”。理性主义的知识观强调思维的“逻辑-演绎”能力。尽管它本身看起来很合理，但除了这些特定的力量之外，意识实际上还拥有更多的内容。大脑是人体所有生理状态和过程进行交互的有机整体。身体状况和欲望都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思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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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活往往会否认身体的其他部分。许多学校都只教育学生腰部以上的部分，只关注他们的脑袋，尤其是左半脑。左半脑是许多职业学者赖以生存的宝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脱离身体”的。他们往往把身体看成承载脑袋的运输工具：运载着脑袋去参加会议。如果你想寻找“灵魂出窍”的证据，不妨去参加资深学者主办的家庭舞会，并一直待到深夜。到了那儿，你就会看到：一群成年男女不受控制地扭动着，完全踩不准拍子。挨到舞曲结束，他们就回家写论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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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舞者们的思维则会在身体里欢腾，那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和表达形式只能通过身体的律动来体现。我曾是英格兰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的董事，有幸观看过职业舞蹈家们的工作方式。芭蕾以及所有形式的专业舞蹈，在严谨度和精确性上都会让人心存敬畏。我之前说过，舞蹈在学校里的地位与数学及其他学科根本没法比，但舞蹈能表达出其他形式所无法表达的概念和感受。玛莎·格莱姆就曾说过，舞蹈是灵魂的无形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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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对智力达成一致的定义，但在这里，我们或许都赞同：智力包括了以清晰的方式阐明和表达我们思想的能力。我们可以用文字和数字做到这一点，也可以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用声音、动作和各种不同模式互动的方式来思考。音乐家们或许并不支持最好是诉诸文字的理念，他们另有一套音乐理念，是用文字可能无法表达的。视觉艺术家用视觉思考，相应的，他们拥有的就是视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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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还包括有效地参与生活挑战的能力。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7)以多元智能理论闻名，他对智力的定义是：在特定背景下培养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举了个例子，太平洋加罗林群岛上一个名叫普鲁瓦特的少年，12岁时由村里的长老选中学习做水手：“在航海师傅们的指点下，他将学会辨星定位等航海知识，并将之与地理知识结合起来，在数百座岛屿间找到通路。又或者以14岁的巴黎少年为例，他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脑编程，开始用合成器来创作音乐。”加德纳说，稍微琢磨一下就能看出，这些人都在“极具挑战性的领域里表现出了很高的能力，依照任何对‘智力’一词的合理定义，都应该称之为智力行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至少拥有7种不同类型的智力。在后来的研究中，他也承认还有其他类型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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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提到自己对高智商人士俱乐部门萨持保留态度。对于擅长且喜欢智商测试的人居然有个组织，我并不介意。我对组建俱乐部和协会也完全支持。拥有共同兴趣的人聚在一起，受益于彼此的激情，这很好。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烹饪、象棋、田径、政治、集邮、养犬、天文，应有尽有，有个智商俱乐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只是对门萨的品牌经营有点想不明白，因为它说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人士的俱乐部。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俱乐部，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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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申请表里不是还应该有些其他问题吗？比方说，你能编写一支交响曲吗？你能在交响乐团里演奏吗？你能经营一家成功的企业吗？你能写出催人泪下的诗歌吗？你能编舞或者跳出能表达人类天性的舞蹈吗？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智力天然多样性的例子，也是我们投入彼此、投入周遭世界诸多途径的例子。难道它们就不应该被包含在智力的概念里吗？难道擅长这些事情的人，就不应受到号称要歌颂人类最高智力水平的门萨俱乐部的欢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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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智力是多方面的，它丰富、复杂且高度多样化。人类智力包括学术能力和智商这两个传统概念，但又远远超出了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会充满音乐、科技、美术、舞蹈、建筑、商业、实用科学、情感、人际关系和真正实用的发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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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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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曾因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20世纪50年代，他对大脑左右半球因胼胝体切断而分离独立运作的人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我猜，他们是先做了半脑切断手术，之后才答应帮助斯佩里的，而不是反过来。要不然，这些患者对大脑的好奇心真是比我还强。斯佩里发现，割裂脑患者能够同时完成两项互不相关的任务，比如一只手画图，另一只手写字。大脑的两个半球有着互补但并不相同的功能。大脑的左侧主要参与包括语言和数学在内的逻辑程序；而大脑的右侧则更侧重于整体操作，如面部识别和空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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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教育界。人们提出，大脑在生理结构上对应着西欧文化的两大传统。左脑似乎与启蒙时代的“逻辑-演绎”分析能力和科学方法有关；而右脑则与浪漫主义的美、直觉和灵性相关。教育改革家们很快就指出，学术教育体系几乎完全占领了人类的左脑。詹姆斯·亨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说，学术课程会完全通过左脑活动教育人，而这就像是训练人赛跑，却只锻炼他的一条腿而不管他另一条腿上的肌肉正逐渐萎缩一样。还有一些人离题更远。我记得自己曾读过一篇文章，那位作者对这项研究的意义似懂非懂。她说自己写了一首无韵诗，因为她只用了自己大脑的右半侧。但这个说法暴露出的是：她两边脑子都没用上。这里的要点是：两个半球根本不可能分开运作，而是要一起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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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萨根（Carl Sagan）准确地理解了这一点。他说：“不交由左脑审查，我们就无法判断‘右脑提取的规律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另一方面，“没有创造力和直觉感悟，没有对新规律的寻找，光是树立批判性思维也是徒劳无功、注定失败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为解决复杂的问题，大脑的两个半球需同时进行活动。未来的规律来自连接左右半脑的胼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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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扫描技术揭示了大脑会根据人体正在进行的活动激活特定的部位，哪怕是最简单的活动，也需要大脑不同区域的通力协作。大脑的不同区域与特定的心智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同时也会参与其他过程。脑损伤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观点强有力的佐证。右额叶重点负责音乐，如果受到损伤，人们在音乐上的能力就会遭到削弱。但如果你把这部分大脑切除掉，拿在手里，它也并不会哼出歌曲，它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与大脑及身体其余部分保持连接。言语是大脑活动模式存在极大差异的一个有趣例子：人们在不会说话时，大脑会以一种方式配置；而人们在用襁褓期之后学会的第二语言说话时，大脑则会采用另一种方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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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持续地体验着智力的这种波动。言语通常会伴随着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大合奏。舞蹈似乎是智力典型的动觉形式，但编舞者在设计舞蹈时，会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视觉设计和音乐的表现力，很多时候还包括数学般的节奏和精确度。对观众来说，舞蹈是一种视觉艺术。数学似乎完全是抽象的，但数学家又经常应用形象化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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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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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个周末，我旁听了中国香港的一位老师上的数学补习课。听课学生的年龄在8～12岁之间，每人桌上都摆着一个算盘。老师让他们做算数：1 289×13 822 ；22 348÷4 019。他刚把数字念完，学生们的胳膊就密密麻麻地举了起来。而且，每个孩子都算出了正确答案！学生们计算时只用了算盘，他们拨动算盘珠子的速度堪比光速。为了进行比较，这位老师还安排了一个男孩在一旁使用电子计算器。但是，他每一回都输！接下来，这位老师让学生们把算盘放到一边来做算数。答案仍然很快就被算出来了，而且总是比用计算器的男孩更快。很明显，这些学生已经把运算过程内化了，他们用思维的语言想象着算盘，并准确无误地“看”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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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语言、歌曲和音乐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脑成像技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表明大脑中与音乐及语言相关的区域基本上是重叠的。而且，按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戴安娜·多伊奇（Diana Deutsch）教授的说法，“母语影响着人们感受音乐的方式。根据听众成长时学到的语言，由相同序列排列出来的音符听起来有可能会让人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如果人的母语是包括汉语普通话在内的声调语言，那么其拥有绝对音高的可能性就会比西方人高一些。在一项研究中，92%说普通话的人在刚开始上音乐课或者5岁前就会拥有绝对音高，而在说英文且接受类似程度音乐训练的人里，只有8%的人拥有绝对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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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表明，婴儿在出生时就已经熟悉了妈妈的语调。从分娩之初放置在子宫内部的录音可以发现，母亲发出的声音可以被大声地听到，“不过，母体的生理组织已经过滤了到达婴儿的语句，所以清脆的高频率（承载着大部分对确认词语意义而言十分重要的信息）是无声的，而言语的音乐特征，即它的音高曲线、响度变化、节奏和韵律模式，却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除了塑造母亲与孩子的最初联系，早期接触音乐性言语还有可能会拉开学习说话的序幕。根据多伊奇的研究，婴儿出生后，言语的旋律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对婴儿说话时，会使用夸张的言语模式，也叫“妈妈语”（motherese）。在不同的语言中，“妈妈语”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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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脑整体功能最不寻常的证据，或许来自那些没有正常感官能力的人。伊芙莲·格妮和利兹·瓦洛的非凡成就说明了人类智力的整体性和动态化运作。伊芙莲·格妮的做法是让自己全身心地感受音乐：她光着脚演奏，以超越了普通感官知觉概念的方式，通过身体感知音乐的模式、震动和节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本身就可以比作一支交响乐队，它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思维由许多专用元素构成，但只有在这些元素协同运作的时候，它才能正常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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