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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智力是多方面的，它丰富、复杂且高度多样化。人类智力包括学术能力和智商这两个传统概念，但又远远超出了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会充满音乐、科技、美术、舞蹈、建筑、商业、实用科学、情感、人际关系和真正实用的发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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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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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曾因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20世纪50年代，他对大脑左右半球因胼胝体切断而分离独立运作的人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我猜，他们是先做了半脑切断手术，之后才答应帮助斯佩里的，而不是反过来。要不然，这些患者对大脑的好奇心真是比我还强。斯佩里发现，割裂脑患者能够同时完成两项互不相关的任务，比如一只手画图，另一只手写字。大脑的两个半球有着互补但并不相同的功能。大脑的左侧主要参与包括语言和数学在内的逻辑程序；而大脑的右侧则更侧重于整体操作，如面部识别和空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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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教育界。人们提出，大脑在生理结构上对应着西欧文化的两大传统。左脑似乎与启蒙时代的“逻辑-演绎”分析能力和科学方法有关；而右脑则与浪漫主义的美、直觉和灵性相关。教育改革家们很快就指出，学术教育体系几乎完全占领了人类的左脑。詹姆斯·亨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说，学术课程会完全通过左脑活动教育人，而这就像是训练人赛跑，却只锻炼他的一条腿而不管他另一条腿上的肌肉正逐渐萎缩一样。还有一些人离题更远。我记得自己曾读过一篇文章，那位作者对这项研究的意义似懂非懂。她说自己写了一首无韵诗，因为她只用了自己大脑的右半侧。但这个说法暴露出的是：她两边脑子都没用上。这里的要点是：两个半球根本不可能分开运作，而是要一起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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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萨根（Carl Sagan）准确地理解了这一点。他说：“不交由左脑审查，我们就无法判断‘右脑提取的规律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另一方面，“没有创造力和直觉感悟，没有对新规律的寻找，光是树立批判性思维也是徒劳无功、注定失败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为解决复杂的问题，大脑的两个半球需同时进行活动。未来的规律来自连接左右半脑的胼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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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扫描技术揭示了大脑会根据人体正在进行的活动激活特定的部位，哪怕是最简单的活动，也需要大脑不同区域的通力协作。大脑的不同区域与特定的心智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同时也会参与其他过程。脑损伤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观点强有力的佐证。右额叶重点负责音乐，如果受到损伤，人们在音乐上的能力就会遭到削弱。但如果你把这部分大脑切除掉，拿在手里，它也并不会哼出歌曲，它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与大脑及身体其余部分保持连接。言语是大脑活动模式存在极大差异的一个有趣例子：人们在不会说话时，大脑会以一种方式配置；而人们在用襁褓期之后学会的第二语言说话时，大脑则会采用另一种方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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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持续地体验着智力的这种波动。言语通常会伴随着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大合奏。舞蹈似乎是智力典型的动觉形式，但编舞者在设计舞蹈时，会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视觉设计和音乐的表现力，很多时候还包括数学般的节奏和精确度。对观众来说，舞蹈是一种视觉艺术。数学似乎完全是抽象的，但数学家又经常应用形象化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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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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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个周末，我旁听了中国香港的一位老师上的数学补习课。听课学生的年龄在8～12岁之间，每人桌上都摆着一个算盘。老师让他们做算数：1 289×13 822 ；22 348÷4 019。他刚把数字念完，学生们的胳膊就密密麻麻地举了起来。而且，每个孩子都算出了正确答案！学生们计算时只用了算盘，他们拨动算盘珠子的速度堪比光速。为了进行比较，这位老师还安排了一个男孩在一旁使用电子计算器。但是，他每一回都输！接下来，这位老师让学生们把算盘放到一边来做算数。答案仍然很快就被算出来了，而且总是比用计算器的男孩更快。很明显，这些学生已经把运算过程内化了，他们用思维的语言想象着算盘，并准确无误地“看”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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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语言、歌曲和音乐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脑成像技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表明大脑中与音乐及语言相关的区域基本上是重叠的。而且，按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戴安娜·多伊奇（Diana Deutsch）教授的说法，“母语影响着人们感受音乐的方式。根据听众成长时学到的语言，由相同序列排列出来的音符听起来有可能会让人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如果人的母语是包括汉语普通话在内的声调语言，那么其拥有绝对音高的可能性就会比西方人高一些。在一项研究中，92%说普通话的人在刚开始上音乐课或者5岁前就会拥有绝对音高，而在说英文且接受类似程度音乐训练的人里，只有8%的人拥有绝对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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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表明，婴儿在出生时就已经熟悉了妈妈的语调。从分娩之初放置在子宫内部的录音可以发现，母亲发出的声音可以被大声地听到，“不过，母体的生理组织已经过滤了到达婴儿的语句，所以清脆的高频率（承载着大部分对确认词语意义而言十分重要的信息）是无声的，而言语的音乐特征，即它的音高曲线、响度变化、节奏和韵律模式，却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除了塑造母亲与孩子的最初联系，早期接触音乐性言语还有可能会拉开学习说话的序幕。根据多伊奇的研究，婴儿出生后，言语的旋律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对婴儿说话时，会使用夸张的言语模式，也叫“妈妈语”（motherese）。在不同的语言中，“妈妈语”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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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脑整体功能最不寻常的证据，或许来自那些没有正常感官能力的人。伊芙莲·格妮和利兹·瓦洛的非凡成就说明了人类智力的整体性和动态化运作。伊芙莲·格妮的做法是让自己全身心地感受音乐：她光着脚演奏，以超越了普通感官知觉概念的方式，通过身体感知音乐的模式、震动和节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本身就可以比作一支交响乐队，它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思维由许多专用元素构成，但只有在这些元素协同运作的时候，它才能正常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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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不是机械的物体，而是有机的整体；思维不是计算器，而是有意识的动态过程。创造过程不是位于身体某个部位的单一能力。只有“思”和“在”的不同方式相互作用，才能觅得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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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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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格莱姆曾说：“活力、生命力、能量和振奋力，通过你变成了行动；而又因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有一个你，所以这种表达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阻碍它，它不会通过其他媒介延续下来，只会白白地损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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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幸跟罗伯特·科汉（Robert Cohan）共事过，他是玛莎·格莱姆的合伙人，也是伦敦现代舞学校（London School of Contemporary Dance）的创始人。我问他投身现代舞的原因，他给我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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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科汉从军队退伍，住在纽约。他一直喜欢跳舞，也接受过传统训练。一位朋友告诉他，市中心有个女人办了个舞蹈班，兴许他会感兴趣。他去了，人生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跟着玛莎·格莱姆上了第一堂时长为3小时的舞蹈课后，他的身体几乎无法控制地颤抖着。凭借着玛莎·格莱姆的方法和舞蹈形式，科汉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毋庸置疑的能力。与玛莎·格莱姆的相识，让他找到了自己，他还帮助玛莎·格莱姆最终创建起了现代舞的世界，也把自己的艺术生命挥洒于此。科汉后来成了玛莎·格莱姆在舞蹈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伦敦现代舞学校担任校长，并将其教学方法推广到了欧洲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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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汉在舞蹈领域的有趣经历，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性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是由基因遗传、经历、构成我们独有意识的思想和感受组合而成的独特混合体，只是每个人的表现形式不同。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卓越的能力，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那这是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谁比其他人更聪明呢？当然不是。有些人在许多领域，比如音乐、数学、逻辑推理、形象思维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人就是博学多才的。但在一个领域中拥有很高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在其他领域里也一样出类拔萃，正如天才的数学家不一定是天才的画家；而天才的诗人也不一定有舞蹈天赋。因此，我们不能光凭某人拥有很高的学术能力，就说他比有着同样高音乐或舞蹈能力的人更聪明。我们不应该生硬地按照有没有学术能力对人进行分类，认为某个人学术能力高，就比某个更精通音律或擅长跳舞的人更聪明。除了学术，人还有更多的内涵。这种观点并不是反对发展学术能力，而是要支持对智力概念进行延展，使之包括学术能力以外的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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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育专注于学术智力和学科等级，许多人都被迫离开了由自身天赋指引的道路。学术和职业课程之间的划分，以及认为从事实践工作、学习一门手艺比修读学位更低级的想法，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然而，修建大楼、为房屋布线、安装管道系统、种植作物、让事情顺利进行、提供切实的服务、等工作确确实实跟许多人产生了共鸣，所有这些技能都为人类的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时候，哪怕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它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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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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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到旧金山出席一场图书签售活动。有个人排在队伍里，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我问他以什么为生，他说自己是消防员。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当消防员的，他说自己从小就想当消防员。“真的，”他说，“小学时这是个问题，因为那时人人都想当消防员。但我是真的想当消防员，长大之后，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学校，加入了消防队。”他接着说，读高三时，一位老师在班上问，毕业之后大家打算做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准备读大学，他却说：“我想申请加入消防队。”老师对他说，他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他在学习上很有天赋，拥有光明的未来，而如果他加入消防队的话，那就是在浪费生命。这位消防员说，那一刻他感到十分尴尬，而且觉得在朋友们面前受到了侮辱，不过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并成功加入了消防队。之后，他都很爱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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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起这事儿，倒让我想起了那位老师，因为半年前我救了他的命。他出了车祸，正好赶上我出勤。我把他从车里拉了出来，给他做了心脏复苏，并救活了他。我还救了他的妻子，”那位年轻人说，“我想，现在他对我的看法总应该改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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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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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能力观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对身体缺陷的定位范围变得更广了。一旦传统的沟通形式受到限制，那么识别潜在能力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几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关于艺术与残障的研究，主持者是电影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爵士（Sir Richard Attenborough），出资方则是卡内基基金会。这项研究展示了残障人士的艺术能力，并主张极大地提高拨备(8)。有些残障人士在传统的表达形式方面有障碍，比如书写能力、说话能力、听力或视力。很多时候，他们因残障被贴上了标签：人们认为他们不是“有残疾的人”，而是“残疾人”。有明显生理或其他形式缺陷的人，事实上往往拥有许多其他能力，只是这些能力可能被人们忽视了，或尚未被发现。他们真正的力量和身份认同，说不定恰好在这些尚未开拓的天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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