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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表明，婴儿在出生时就已经熟悉了妈妈的语调。从分娩之初放置在子宫内部的录音可以发现，母亲发出的声音可以被大声地听到，“不过，母体的生理组织已经过滤了到达婴儿的语句，所以清脆的高频率（承载着大部分对确认词语意义而言十分重要的信息）是无声的，而言语的音乐特征，即它的音高曲线、响度变化、节奏和韵律模式，却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除了塑造母亲与孩子的最初联系，早期接触音乐性言语还有可能会拉开学习说话的序幕。根据多伊奇的研究，婴儿出生后，言语的旋律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对婴儿说话时，会使用夸张的言语模式，也叫“妈妈语”（motherese）。在不同的语言中，“妈妈语”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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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脑整体功能最不寻常的证据，或许来自那些没有正常感官能力的人。伊芙莲·格妮和利兹·瓦洛的非凡成就说明了人类智力的整体性和动态化运作。伊芙莲·格妮的做法是让自己全身心地感受音乐：她光着脚演奏，以超越了普通感官知觉概念的方式，通过身体感知音乐的模式、震动和节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本身就可以比作一支交响乐队，它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思维由许多专用元素构成，但只有在这些元素协同运作的时候，它才能正常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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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不是机械的物体，而是有机的整体；思维不是计算器，而是有意识的动态过程。创造过程不是位于身体某个部位的单一能力。只有“思”和“在”的不同方式相互作用，才能觅得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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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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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格莱姆曾说：“活力、生命力、能量和振奋力，通过你变成了行动；而又因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有一个你，所以这种表达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阻碍它，它不会通过其他媒介延续下来，只会白白地损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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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幸跟罗伯特·科汉（Robert Cohan）共事过，他是玛莎·格莱姆的合伙人，也是伦敦现代舞学校（London School of Contemporary Dance）的创始人。我问他投身现代舞的原因，他给我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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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科汉从军队退伍，住在纽约。他一直喜欢跳舞，也接受过传统训练。一位朋友告诉他，市中心有个女人办了个舞蹈班，兴许他会感兴趣。他去了，人生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跟着玛莎·格莱姆上了第一堂时长为3小时的舞蹈课后，他的身体几乎无法控制地颤抖着。凭借着玛莎·格莱姆的方法和舞蹈形式，科汉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毋庸置疑的能力。与玛莎·格莱姆的相识，让他找到了自己，他还帮助玛莎·格莱姆最终创建起了现代舞的世界，也把自己的艺术生命挥洒于此。科汉后来成了玛莎·格莱姆在舞蹈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伦敦现代舞学校担任校长，并将其教学方法推广到了欧洲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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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汉在舞蹈领域的有趣经历，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性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是由基因遗传、经历、构成我们独有意识的思想和感受组合而成的独特混合体，只是每个人的表现形式不同。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卓越的能力，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那这是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谁比其他人更聪明呢？当然不是。有些人在许多领域，比如音乐、数学、逻辑推理、形象思维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人就是博学多才的。但在一个领域中拥有很高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在其他领域里也一样出类拔萃，正如天才的数学家不一定是天才的画家；而天才的诗人也不一定有舞蹈天赋。因此，我们不能光凭某人拥有很高的学术能力，就说他比有着同样高音乐或舞蹈能力的人更聪明。我们不应该生硬地按照有没有学术能力对人进行分类，认为某个人学术能力高，就比某个更精通音律或擅长跳舞的人更聪明。除了学术，人还有更多的内涵。这种观点并不是反对发展学术能力，而是要支持对智力概念进行延展，使之包括学术能力以外的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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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育专注于学术智力和学科等级，许多人都被迫离开了由自身天赋指引的道路。学术和职业课程之间的划分，以及认为从事实践工作、学习一门手艺比修读学位更低级的想法，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然而，修建大楼、为房屋布线、安装管道系统、种植作物、让事情顺利进行、提供切实的服务、等工作确确实实跟许多人产生了共鸣，所有这些技能都为人类的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时候，哪怕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它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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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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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到旧金山出席一场图书签售活动。有个人排在队伍里，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我问他以什么为生，他说自己是消防员。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当消防员的，他说自己从小就想当消防员。“真的，”他说，“小学时这是个问题，因为那时人人都想当消防员。但我是真的想当消防员，长大之后，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学校，加入了消防队。”他接着说，读高三时，一位老师在班上问，毕业之后大家打算做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准备读大学，他却说：“我想申请加入消防队。”老师对他说，他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他在学习上很有天赋，拥有光明的未来，而如果他加入消防队的话，那就是在浪费生命。这位消防员说，那一刻他感到十分尴尬，而且觉得在朋友们面前受到了侮辱，不过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并成功加入了消防队。之后，他都很爱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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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起这事儿，倒让我想起了那位老师，因为半年前我救了他的命。他出了车祸，正好赶上我出勤。我把他从车里拉了出来，给他做了心脏复苏，并救活了他。我还救了他的妻子，”那位年轻人说，“我想，现在他对我的看法总应该改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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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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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能力观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对身体缺陷的定位范围变得更广了。一旦传统的沟通形式受到限制，那么识别潜在能力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几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关于艺术与残障的研究，主持者是电影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爵士（Sir Richard Attenborough），出资方则是卡内基基金会。这项研究展示了残障人士的艺术能力，并主张极大地提高拨备(8)。有些残障人士在传统的表达形式方面有障碍，比如书写能力、说话能力、听力或视力。很多时候，他们因残障被贴上了标签：人们认为他们不是“有残疾的人”，而是“残疾人”。有明显生理或其他形式缺陷的人，事实上往往拥有许多其他能力，只是这些能力可能被人们忽视了，或尚未被发现。他们真正的力量和身份认同，说不定恰好在这些尚未开拓的天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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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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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埃利斯博士（Dr. Phil Ellis）曾在英国桑德兰大学构思并主持了一场独特的音乐教育研究活动——“触摸声音”（Touching Sound），旨在探索一种新的方法，用声音治疗患有严重学习障碍（SLD）、有极度和多重学习困难（PMLD）的儿童。研究主要是把低强度的激光束和另一些技术与声音合成器连接起来，孩子触摸光束，就能自动生成声音。哪怕是小至眨眼这样的动作，也能触发传感器。而那些拥有深刻而复杂需求的人，也能体验到音乐和视觉的现场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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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适用于一些动作严重受限的孩子，他们的身体中只有少数肌肉能够动弹，甚至只能动动眼皮。活动自如的人理所当然地具备影响环境、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外化表达的能力；而行动不便、失去肌肉控制力的人，则可能一辈子都需要别人帮助自己，同时又在自我表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而“触摸声音”则让这些人拥有了影响环境和表达自我的可能。由此而来的解放感非常明显，而其产生的影响也可能会极其巨大。一如项目团队成员玛丽·瓦茨（Marie Watts）所说：“这次研究让人得以控制环境，这次研究的核心就是控制和授权。这项技术还能激励护理人员，因为有了它，护理员就能得到患者们给予的即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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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巴拉维契尼（Derek Paravicini）1979年出生于英国，他在母体里只待了25周，是早产儿，出生时的体重仅为0.7千克。他失明、自闭，但有着惊人的音乐天赋。研究人员认为，失明是他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吸入氧气所致。这一治疗还影响了他的大脑发育，让他产生了严重的学习障碍。德里克拥有很强的乐感，最多可一次性识别20个音符。任何一支曲子，只要听过一次就会演奏。而且，他还可以在各种音乐家的风格里无缝切换。如果要他临时改为爵士钢琴大师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的演奏风格，那他也能游刃有余，自然地弹奏起电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里的著名曲目《我的最爱》（My Favorite Things）。“就像他脑袋里有个曲谱和音乐风格库似的，”德里克的老师亚当·奥克尔福德（Adam Ockelford）说，“他只要瞟一眼曲谱，就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跟爆炸一样。”为什么德里克的手指能成就这样的奇迹，却不会扣扣子、解扣子、拉拉链？没人知道答案。如果你问他现在多大年纪，他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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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在襁褓里时就开始弹钢琴了，那时候，保姆给了他一个旧键盘。德里克父亲说：“有一天，我女儿突然说‘他刚刚弹了我们今天上午在教堂里听到的一首赞美诗’。”那时德里克才3岁。他不知道，因为他看不到，也没有人告诉过他钢琴要用手指弹。所以，他用过手掌、用过胳膊肘，甚至还拿鼻子弹过。起初，德里克拒绝奥克尔福德的所有教学尝试。但没过多久，德里克似乎理解了。“这不是有人想拿走他的宝贝钢琴，只是有人试图跟他建立联系而已。我想，他一定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用声音进行对话。也就在突然之间，他顿悟了。”奥克尔福德继续解释说：“从这一片混乱中，他这样一个孩子，虽然不理解太多的语言，但突然意识到这里有一种他可以控制、弹奏、对话的语言。我们通常用文字所做的事情，他却用音符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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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的进步十分惊人。经过3年的日常训练，他终于收到了一场大型慈善筹款音乐会的邀请。在那里，奥克尔福德第一次看到：德里克因表演而感到快乐，为感受到人群的喜爱而快乐。德里克兴奋、得意地颤抖着，从那以后他一直在演奏，在爵士音乐厅，在各种公益场所，在教堂，他用大多数音乐家所采取的方式与观众发生着联系：接受请求，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他会先让一位观众选首歌，让另一位观众选择音高，再让第三位观众选择曲风。在一次活动上，德里克尝试了拉格泰姆曲风（ragtime，早期爵士乐风格之一，以变化无常的切分音符为特点），并以B大调演奏《当你走开就没有阳光》（Ain’t No Sunshine，本身是蓝调灵魂乐曲风）。他演奏得非常完美。“这就像同时有3台电脑在运转，你可以不假思索地把它们直接放在一起一样，”奥克尔福德评论说，“有时候，他会在音乐上玩些小花招。你可以看到小小的火花。我觉得，他对自己想出的花招挺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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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综合症患者，指的是在某一领域表现出非凡能力，但其他领域的能力却又低于平均水平的人。虽然人们认为自闭症是德里克非凡音乐才华的源泉，但失明可能也起到了一部分作用。因为德里克看不见，所以他大脑里通常用于视觉和光检测的部分，就可以用来发展额外的听觉能力。还有些学者综合症患者在绘画、记忆和数学运算方面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能力。当事人全都表现出了远远超出正常预期的特殊技能，同时其他领域的能力又普遍低于正常值。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每个人的智力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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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塑性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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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李奇曼（Jeff Lichtman）是哈佛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他主持了一个覆盖范围很广的研究项目，主要是为人类的大脑回路创建详细的映射图。这项研究归属于一个名为“连接组学”（connectomics）的全新领域。一项名为“自动收带收集车床超薄切片机”（automatic tape collecting latheultra microtome）的技术，可以把大脑组织切成极薄的切片，然后将之放到扫描电子显微镜下，为每一个细胞及细胞连接创建图像。李奇曼说，这种技术“让我们有机会见证迄今为止人类基本上无法了解的庞大、复杂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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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了解神经生长和剪枝的过程。在出生时，人类大脑约由1 000亿个脑细胞构成。在婴儿期，人的大脑有着巨大的可塑性。首先，每个神经元都有数十束连接，但随着大脑的成长，这几十束连接会按照使用方式减少到寥寥几束，而凡是剩下来的就都是强有力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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