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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科汉从军队退伍，住在纽约。他一直喜欢跳舞，也接受过传统训练。一位朋友告诉他，市中心有个女人办了个舞蹈班，兴许他会感兴趣。他去了，人生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跟着玛莎·格莱姆上了第一堂时长为3小时的舞蹈课后，他的身体几乎无法控制地颤抖着。凭借着玛莎·格莱姆的方法和舞蹈形式，科汉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毋庸置疑的能力。与玛莎·格莱姆的相识，让他找到了自己，他还帮助玛莎·格莱姆最终创建起了现代舞的世界，也把自己的艺术生命挥洒于此。科汉后来成了玛莎·格莱姆在舞蹈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伦敦现代舞学校担任校长，并将其教学方法推广到了欧洲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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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汉在舞蹈领域的有趣经历，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性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是由基因遗传、经历、构成我们独有意识的思想和感受组合而成的独特混合体，只是每个人的表现形式不同。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卓越的能力，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那这是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谁比其他人更聪明呢？当然不是。有些人在许多领域，比如音乐、数学、逻辑推理、形象思维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人就是博学多才的。但在一个领域中拥有很高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在其他领域里也一样出类拔萃，正如天才的数学家不一定是天才的画家；而天才的诗人也不一定有舞蹈天赋。因此，我们不能光凭某人拥有很高的学术能力，就说他比有着同样高音乐或舞蹈能力的人更聪明。我们不应该生硬地按照有没有学术能力对人进行分类，认为某个人学术能力高，就比某个更精通音律或擅长跳舞的人更聪明。除了学术，人还有更多的内涵。这种观点并不是反对发展学术能力，而是要支持对智力概念进行延展，使之包括学术能力以外的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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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育专注于学术智力和学科等级，许多人都被迫离开了由自身天赋指引的道路。学术和职业课程之间的划分，以及认为从事实践工作、学习一门手艺比修读学位更低级的想法，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然而，修建大楼、为房屋布线、安装管道系统、种植作物、让事情顺利进行、提供切实的服务、等工作确确实实跟许多人产生了共鸣，所有这些技能都为人类的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时候，哪怕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它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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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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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到旧金山出席一场图书签售活动。有个人排在队伍里，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我问他以什么为生，他说自己是消防员。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当消防员的，他说自己从小就想当消防员。“真的，”他说，“小学时这是个问题，因为那时人人都想当消防员。但我是真的想当消防员，长大之后，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学校，加入了消防队。”他接着说，读高三时，一位老师在班上问，毕业之后大家打算做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准备读大学，他却说：“我想申请加入消防队。”老师对他说，他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他在学习上很有天赋，拥有光明的未来，而如果他加入消防队的话，那就是在浪费生命。这位消防员说，那一刻他感到十分尴尬，而且觉得在朋友们面前受到了侮辱，不过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并成功加入了消防队。之后，他都很爱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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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起这事儿，倒让我想起了那位老师，因为半年前我救了他的命。他出了车祸，正好赶上我出勤。我把他从车里拉了出来，给他做了心脏复苏，并救活了他。我还救了他的妻子，”那位年轻人说，“我想，现在他对我的看法总应该改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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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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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能力观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对身体缺陷的定位范围变得更广了。一旦传统的沟通形式受到限制，那么识别潜在能力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几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关于艺术与残障的研究，主持者是电影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爵士（Sir Richard Attenborough），出资方则是卡内基基金会。这项研究展示了残障人士的艺术能力，并主张极大地提高拨备(8)。有些残障人士在传统的表达形式方面有障碍，比如书写能力、说话能力、听力或视力。很多时候，他们因残障被贴上了标签：人们认为他们不是“有残疾的人”，而是“残疾人”。有明显生理或其他形式缺陷的人，事实上往往拥有许多其他能力，只是这些能力可能被人们忽视了，或尚未被发现。他们真正的力量和身份认同，说不定恰好在这些尚未开拓的天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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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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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埃利斯博士（Dr. Phil Ellis）曾在英国桑德兰大学构思并主持了一场独特的音乐教育研究活动——“触摸声音”（Touching Sound），旨在探索一种新的方法，用声音治疗患有严重学习障碍（SLD）、有极度和多重学习困难（PMLD）的儿童。研究主要是把低强度的激光束和另一些技术与声音合成器连接起来，孩子触摸光束，就能自动生成声音。哪怕是小至眨眼这样的动作，也能触发传感器。而那些拥有深刻而复杂需求的人，也能体验到音乐和视觉的现场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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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适用于一些动作严重受限的孩子，他们的身体中只有少数肌肉能够动弹，甚至只能动动眼皮。活动自如的人理所当然地具备影响环境、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外化表达的能力；而行动不便、失去肌肉控制力的人，则可能一辈子都需要别人帮助自己，同时又在自我表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而“触摸声音”则让这些人拥有了影响环境和表达自我的可能。由此而来的解放感非常明显，而其产生的影响也可能会极其巨大。一如项目团队成员玛丽·瓦茨（Marie Watts）所说：“这次研究让人得以控制环境，这次研究的核心就是控制和授权。这项技术还能激励护理人员，因为有了它，护理员就能得到患者们给予的即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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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巴拉维契尼（Derek Paravicini）1979年出生于英国，他在母体里只待了25周，是早产儿，出生时的体重仅为0.7千克。他失明、自闭，但有着惊人的音乐天赋。研究人员认为，失明是他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吸入氧气所致。这一治疗还影响了他的大脑发育，让他产生了严重的学习障碍。德里克拥有很强的乐感，最多可一次性识别20个音符。任何一支曲子，只要听过一次就会演奏。而且，他还可以在各种音乐家的风格里无缝切换。如果要他临时改为爵士钢琴大师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的演奏风格，那他也能游刃有余，自然地弹奏起电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里的著名曲目《我的最爱》（My Favorite Things）。“就像他脑袋里有个曲谱和音乐风格库似的，”德里克的老师亚当·奥克尔福德（Adam Ockelford）说，“他只要瞟一眼曲谱，就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跟爆炸一样。”为什么德里克的手指能成就这样的奇迹，却不会扣扣子、解扣子、拉拉链？没人知道答案。如果你问他现在多大年纪，他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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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在襁褓里时就开始弹钢琴了，那时候，保姆给了他一个旧键盘。德里克父亲说：“有一天，我女儿突然说‘他刚刚弹了我们今天上午在教堂里听到的一首赞美诗’。”那时德里克才3岁。他不知道，因为他看不到，也没有人告诉过他钢琴要用手指弹。所以，他用过手掌、用过胳膊肘，甚至还拿鼻子弹过。起初，德里克拒绝奥克尔福德的所有教学尝试。但没过多久，德里克似乎理解了。“这不是有人想拿走他的宝贝钢琴，只是有人试图跟他建立联系而已。我想，他一定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用声音进行对话。也就在突然之间，他顿悟了。”奥克尔福德继续解释说：“从这一片混乱中，他这样一个孩子，虽然不理解太多的语言，但突然意识到这里有一种他可以控制、弹奏、对话的语言。我们通常用文字所做的事情，他却用音符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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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的进步十分惊人。经过3年的日常训练，他终于收到了一场大型慈善筹款音乐会的邀请。在那里，奥克尔福德第一次看到：德里克因表演而感到快乐，为感受到人群的喜爱而快乐。德里克兴奋、得意地颤抖着，从那以后他一直在演奏，在爵士音乐厅，在各种公益场所，在教堂，他用大多数音乐家所采取的方式与观众发生着联系：接受请求，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他会先让一位观众选首歌，让另一位观众选择音高，再让第三位观众选择曲风。在一次活动上，德里克尝试了拉格泰姆曲风（ragtime，早期爵士乐风格之一，以变化无常的切分音符为特点），并以B大调演奏《当你走开就没有阳光》（Ain’t No Sunshine，本身是蓝调灵魂乐曲风）。他演奏得非常完美。“这就像同时有3台电脑在运转，你可以不假思索地把它们直接放在一起一样，”奥克尔福德评论说，“有时候，他会在音乐上玩些小花招。你可以看到小小的火花。我觉得，他对自己想出的花招挺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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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综合症患者，指的是在某一领域表现出非凡能力，但其他领域的能力却又低于平均水平的人。虽然人们认为自闭症是德里克非凡音乐才华的源泉，但失明可能也起到了一部分作用。因为德里克看不见，所以他大脑里通常用于视觉和光检测的部分，就可以用来发展额外的听觉能力。还有些学者综合症患者在绘画、记忆和数学运算方面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能力。当事人全都表现出了远远超出正常预期的特殊技能，同时其他领域的能力又普遍低于正常值。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每个人的智力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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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塑性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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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李奇曼（Jeff Lichtman）是哈佛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他主持了一个覆盖范围很广的研究项目，主要是为人类的大脑回路创建详细的映射图。这项研究归属于一个名为“连接组学”（connectomics）的全新领域。一项名为“自动收带收集车床超薄切片机”（automatic tape collecting latheultra microtome）的技术，可以把大脑组织切成极薄的切片，然后将之放到扫描电子显微镜下，为每一个细胞及细胞连接创建图像。李奇曼说，这种技术“让我们有机会见证迄今为止人类基本上无法了解的庞大、复杂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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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了解神经生长和剪枝的过程。在出生时，人类大脑约由1 000亿个脑细胞构成。在婴儿期，人的大脑有着巨大的可塑性。首先，每个神经元都有数十束连接，但随着大脑的成长，这几十束连接会按照使用方式减少到寥寥几束，而凡是剩下来的就都是强有力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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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奇曼说，每个婴儿的神经细胞连接着大约为成年人20倍的神经细胞，“我们努力想要理解剪枝的规律。如果神经细胞有100个连接，最后需要将之削减到5个，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该保留哪5个呢？”神经元们努力保持着联系，每一轮竞争都影响着其余细胞的最终发展。“为理解竞争对一个细胞的影响，你必须理解所有的竞争。”所有新神经“赤手相搏”的净效应，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脑发育，也正是它把一个不能走路和说话的婴儿变成了成年人。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灵活性，李奇曼称之为“造人的魔法”。他说，蜻蜓一出生就知道怎样捉蚊子。“但对人类来说，这一切都不是内置的。我们的大脑要经历至少20年持续性的深刻教育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大脑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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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使用可以明显体现出大脑的可塑性。如果孩子出生在多语言环境的家庭中，他们就能学会自己经常接触的所有语言。家长们并不会像学校老师语言那样教孩子们说话，母亲们当然也不会教孩子们语法规则，她们只会提示、指导和教授特定的单词。但学习一门语言非常复杂，正规地教授婴儿根本是不可能的，同时教他们三四种语言更是无法想象。可婴儿却能学会三四种语言，如有必要，更多也学得会。他们的语言能力不会达到饱和点，从不会因为自己无法处理另一种方言就大闹着要奶奶走出房间。他们能全部吸收，这是因为他们拥有语言本能。这并不是说，多语言家庭会生出语言天赋极高的孩子完全是靠运气。事实上，所有正常的孩子都具有学习一门以上语言的能力。若孩子出生在只说一种语言的家庭里，那他就只能学到这一种语言。这样一来，到青春期再学习第二语言就困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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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孩子长大，他们的大脑就会围绕用途进行定制。如果语言能力未得到使用，大脑的神经能力就会转到其他用途上，语言能力也随之退化。音乐、数学或其他能力也是一样的。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讲过大脑可塑性的一个惊人例子。一个6岁的意大利小男孩有一只眼睛失明了，失明的原因是，在婴儿的关键发育期，这只眼睛上被蒙了一副眼罩，原本用来协助从这只眼睛中获得视力的神经网络进行了重新配置，最终导致了永久性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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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的许多小孩都是出色的潜水员。他们培养出了长时间潜水收集珍珠的能力，这是一项事关他们自己和全家人生存的技能。而在纽约，大部分孩子都没有这种能力。布朗克斯恐怕就没有这种熟练的采珠童，因为它根本没有这种需求。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合理的假设：若早早将普通的纽约孩子送到南太平洋的话，他们也很可能会学会这项必要的技能。住在布朗克斯，他们本来可以拥有这一能力，但由于没有需求，也就没有后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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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与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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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失学儿童被刑事司法系统处罚的概率更大。传统的策略是把罪犯关起来，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线性解决方案，哪怕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个人、社会和经济成本，而且还会面临极高的累犯率。当然，同时也存在一些更具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它们理解人类能力的多样性、动态性和独特性，因此当我们在应对具有不满和疏离感的策略时，也应该更具系统性。有一种我特别佩服的方法，对我们现行的教育方法给予了当头棒喝，它把青少年罪犯（也就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下特别失败的孩子）和舞蹈（也就是在传统教育优先层次里地位最低的学科）结合在了一起。结果出人意料，而且也深刻地说明了教育对这些年轻人和舞蹈的重要性存在多么大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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