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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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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运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在美国和欧洲蓬勃发展。“个人成长”指的是探讨人与人的关系、提高人们对自我和彼此认知的交友活动。各类交友小组、训练小组会鼓励成员们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世界，重新认识自我。这些交友活动往往会采用角色扮演、艺术和其他“创意”形式，借鉴荣格和罗杰斯等人提出的各种精神分析理论，并大多结合了来自东方的冥想、瑜伽等身体放松方式。个人成长运动的原则和实践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的教练、辅导和出版项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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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的两大试金石是个性和真实。一个渴望成长的人，“或许会认为自己在情绪、身体或感官上比想象中更缺乏自主性。他可能会觉得很孤独，很难诚实地与他人沟通。敏感性训练和团体交友的价值正在于诚实和展现真我。”尽管团体交友脱离了个性和行为的学术研究，却吸引了大批付费寻求真实关系的人。个人成长运动还受到了一股渴求狂潮的推动：许多人都想与自己天生的优势和创造力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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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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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的两大试金石是个性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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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尔·罗杰斯的说法，有组织的宗教信仰的衰落以及寻找存在的意义的替代源头的需求，刺激了个人成长的蓬勃发展。维克托·弗兰克尔认为，很多人都深受他所谓的“存在真空”（existential vacuum）的痛苦所折磨，他们认为让生命具有价值的终极存在意义已经失去了。弗兰克尔说：“随之而来的空虚和空洞状态，是当前精神治疗领域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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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荣格对罗杰斯和弗兰克尔的观点表示认同。在荣格作为心理医生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为“来自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提供过咨询。在所有处于人生后半段的患者中，“也就是说那些超过35岁的，没有哪一个人的问题，归根结底不是由寻找宗教式人生观所引起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之所以会生病，都是因为丧失了各个时代的宗教带给信徒们的那种东西，除非他们能够重新恢复宗教观，否则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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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整体疗法的治疗师们全都主张采用系统分析，关注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整体存在，包括个人感受的真实表达，这里隐含的伦理观是：活在当下。与这种伦理观相呼应的存在观也非常明确，但这一后来被称为“反主流文化”的思潮，并不是彻底的存在主义，而是更多地根植于对形而上学的兴趣。这些个人成长运动的核心是，对唯物主义价值观进行反思，通过替代宗教寻找超验的感觉。由于传统的宗教结构遭到了侵蚀，神秘主义信仰、原教旨主义宗教和各种邪教开始扩散和繁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所谓的准科学（para-sciences）、超感知觉和超常规意识状态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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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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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主流文化运动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心理健康领域的主流文化仍专注于对情绪困扰进行补救的治疗上，这对制药行业来说可是个不容置疑的利好消息。过去10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精神健康护理的整栋复杂大厦，都建立在情绪困扰的概念之上。帮助人们应对自己的情绪，如今已经成了全球性行业。一波又一波的患者饱受情绪困扰，他们大多存在自我形象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以及从短期沮丧到全面失控等大小不一的创伤问题，为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生计。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临床困扰，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身体与感觉脱节了。咨询公司和出版机构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致力于提高他们的沟通技巧，恢复人们的自信，以帮助他们与他人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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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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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场名为“积极心理学”(13)的运动开始兴起，主要是对幸福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所说的情商的重要性。情商包括了一系列的个人和人际特质：理解并表达个人感受的能力；与他人相处，清晰沟通、对倾听者怀有同理心的能力；积极并敏感地反馈新局面的能力。现在，人们认为这些所谓的“软技能”是在家庭和职场中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新兴领导风格中的重要元素。情商较高的人，进入组织最高层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他们可以领导组织迎接不确定的未来。这样的创造力领导者，更可能会训练、辅导（而不是指示）自己的员工，鼓励他们培养起独特的技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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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领导者常说，现如今进入职场的人，似乎比前几代人的能力更弱了。“情感的边缘化”说不定会比从前更加明显。戈尔曼对学生和教师进行的调查揭示了“一股世界范围内的新趋势，这一代人比上一代更加容易受到情绪困扰：他们更孤独，更压抑，更愤怒，更任性，更紧张，更容易担忧，更冲动和更具侵略性”。而且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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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尤其在发达经济体中，核心家庭正在迅速消失：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就算是结了婚，离婚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成年人工作的时间变得更长，照料孩子的时间却变得更短。不管家庭环境如何，很多年轻人都花费了大量时间泡在形形色色的网络海洋中，而不是和孩子们在现实空间中一起玩耍。按戈尔曼的说法是，因为父母们担心坏人，所以除非有成人陪同，孩子们一般不准出门去玩，这样就错过了“过去在住宅区里司空见惯的游戏，这些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培养各类生活技能，比如控制愤怒和解决争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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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一卷旧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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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家庭，直到我儿子詹姆斯在12岁那年为年终考试进行准备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是身心合一的生物，而不仅仅是寄居在身体里的精神。考试前几个星期，他问我，如果他考试成绩很好，能不能给他买一台游戏机。我们说不行。他问，既然如此，那他去考试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说：“爸妈都会为你高兴。”他当然不为所动。碰巧，他的成绩真的很理想。几个星期后，他再次提起了关于游戏机的话题。这一次，我们心软了——主要是因为那时我也挺想要一台的。我们一起进城去买游戏机，顺便还买了好几套游戏。我用了一个小时把游戏机安装好，之后就任由儿子去尝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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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的厨房里，我8岁的女儿凯特正站在一卷长长的旧绳子前，那是她在花园中的小棚子里找到的。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搭个秋千。我找了些木板当搁板，把绳子缠在一棵苹果树的枝杈上，一个秋千就大功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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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小时，詹姆斯来到楼下，看见妹妹坐在秋千上，就兴致勃勃地冲过去跟她一起玩。后来，他们那天一直在荡秋千，第二天也在玩。事实上，整个夏天他们都乐此不疲。他们围绕秋千发明了各种游戏——新的动作、花式、马戏团套路，还幻想了各种场面。他们笑，他们闹，他们一起动手，最后，秋千下面的地上都磨出了一道深沟。户外活动和肢体游戏催生了他们的想象力，带给他们的快乐远超楼上那台标价几百美元的游戏机。那时我想，倘若几个星期以前，当詹姆斯问他考试考得好能得到什么奖励的时候，我若是回答说奖励他一卷旧绳子，他恐怕不会太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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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与同龄人进行肢体活动和面对面的交流，各个年级的许多学生现在都会花更多时间在学习和玩电脑上。许多国家采用的都是标准化的考试制度，这就意味着学生们要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下努力。很多学校系统都已取消了艺术实践课程，断绝了它们能为学生们带来的情感投入的机会。更突出的问题是，体育课程以及体育活动带来的身体和精神能量的贯通感，也遭到了严重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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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与教育有关的因素，并不全都是新近出现的。学历教育一直都将情感培养放在边缘位置。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心理治疗系讲师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曾说，他看到过很多所谓的“牛津神经官能症”案例，他将之形容为“智力早熟，但情感不成熟”。虽然将各类情绪困扰都归咎于教育过度未免太过轻率，但毫无疑问，在当时，正规教育和培训在西方文化中完全就是“情感边缘化”问题的罪魁祸首。传统学术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培养倾听和移情等“软技能”的重要性。这不是巧合，也不是疏忽，而是学院派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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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假设与自然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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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50年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者都崇尚个人主义，尽管这两大文化运动在“人怎样成为独立的个体”上看法不同。我将它们区分为“理性的个人观”和“自然的个人观”，这两种观点都有可能会加剧智力和情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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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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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看来，个体拥有进行思考的某些特性，而这些都应由教育予以促进。哲学和科学研究系统之间的诸多分歧，便是从理性主义世界观演进而来的。所有分歧都有一些共同特征：逻辑和教育的力量是独立思考的真正标志；这些力量是有关于个人和物质世界最可靠的知识来源；知识是客观的，它独立于文化价值观和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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