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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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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场名为“积极心理学”(13)的运动开始兴起,主要是对幸福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所说的情商的重要性。情商包括了一系列的个人和人际特质:理解并表达个人感受的能力;与他人相处,清晰沟通、对倾听者怀有同理心的能力;积极并敏感地反馈新局面的能力。现在,人们认为这些所谓的“软技能”是在家庭和职场中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新兴领导风格中的重要元素。情商较高的人,进入组织最高层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他们可以领导组织迎接不确定的未来。这样的创造力领导者,更可能会训练、辅导(而不是指示)自己的员工,鼓励他们培养起独特的技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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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领导者常说,现如今进入职场的人,似乎比前几代人的能力更弱了。“情感的边缘化”说不定会比从前更加明显。戈尔曼对学生和教师进行的调查揭示了“一股世界范围内的新趋势,这一代人比上一代更加容易受到情绪困扰:他们更孤独,更压抑,更愤怒,更任性,更紧张,更容易担忧,更冲动和更具侵略性”。而且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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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尤其在发达经济体中,核心家庭正在迅速消失: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就算是结了婚,离婚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成年人工作的时间变得更长,照料孩子的时间却变得更短。不管家庭环境如何,很多年轻人都花费了大量时间泡在形形色色的网络海洋中,而不是和孩子们在现实空间中一起玩耍。按戈尔曼的说法是,因为父母们担心坏人,所以除非有成人陪同,孩子们一般不准出门去玩,这样就错过了“过去在住宅区里司空见惯的游戏,这些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培养各类生活技能,比如控制愤怒和解决争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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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一卷旧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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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家庭,直到我儿子詹姆斯在12岁那年为年终考试进行准备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是身心合一的生物,而不仅仅是寄居在身体里的精神。考试前几个星期,他问我,如果他考试成绩很好,能不能给他买一台游戏机。我们说不行。他问,既然如此,那他去考试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说:“爸妈都会为你高兴。”他当然不为所动。碰巧,他的成绩真的很理想。几个星期后,他再次提起了关于游戏机的话题。这一次,我们心软了——主要是因为那时我也挺想要一台的。我们一起进城去买游戏机,顺便还买了好几套游戏。我用了一个小时把游戏机安装好,之后就任由儿子去尝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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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的厨房里,我8岁的女儿凯特正站在一卷长长的旧绳子前,那是她在花园中的小棚子里找到的。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搭个秋千。我找了些木板当搁板,把绳子缠在一棵苹果树的枝杈上,一个秋千就大功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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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小时,詹姆斯来到楼下,看见妹妹坐在秋千上,就兴致勃勃地冲过去跟她一起玩。后来,他们那天一直在荡秋千,第二天也在玩。事实上,整个夏天他们都乐此不疲。他们围绕秋千发明了各种游戏——新的动作、花式、马戏团套路,还幻想了各种场面。他们笑,他们闹,他们一起动手,最后,秋千下面的地上都磨出了一道深沟。户外活动和肢体游戏催生了他们的想象力,带给他们的快乐远超楼上那台标价几百美元的游戏机。那时我想,倘若几个星期以前,当詹姆斯问他考试考得好能得到什么奖励的时候,我若是回答说奖励他一卷旧绳子,他恐怕不会太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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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与同龄人进行肢体活动和面对面的交流,各个年级的许多学生现在都会花更多时间在学习和玩电脑上。许多国家采用的都是标准化的考试制度,这就意味着学生们要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下努力。很多学校系统都已取消了艺术实践课程,断绝了它们能为学生们带来的情感投入的机会。更突出的问题是,体育课程以及体育活动带来的身体和精神能量的贯通感,也遭到了严重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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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与教育有关的因素,并不全都是新近出现的。学历教育一直都将情感培养放在边缘位置。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心理治疗系讲师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曾说,他看到过很多所谓的“牛津神经官能症”案例,他将之形容为“智力早熟,但情感不成熟”。虽然将各类情绪困扰都归咎于教育过度未免太过轻率,但毫无疑问,在当时,正规教育和培训在西方文化中完全就是“情感边缘化”问题的罪魁祸首。传统学术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培养倾听和移情等“软技能”的重要性。这不是巧合,也不是疏忽,而是学院派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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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假设与自然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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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50年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者都崇尚个人主义,尽管这两大文化运动在“人怎样成为独立的个体”上看法不同。我将它们区分为“理性的个人观”和“自然的个人观”,这两种观点都有可能会加剧智力和情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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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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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看来,个体拥有进行思考的某些特性,而这些都应由教育予以促进。哲学和科学研究系统之间的诸多分歧,便是从理性主义世界观演进而来的。所有分歧都有一些共同特征:逻辑和教育的力量是独立思考的真正标志;这些力量是有关于个人和物质世界最可靠的知识来源;知识是客观的,它独立于文化价值观和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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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理性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教育方法有着共同的假设:教育应当着眼于提升理性思维状态的过程,尤其是通过培养“逻辑-演绎”推理能力来提升。理性思维是通过吸收“逻辑-演绎”推理能力所提供的各种知识来发展的。教师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传播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启蒙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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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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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性的个人相比,自然个人主义所采取的假设则完全不同。它认为,每个孩子天生都是独特的,他们拥有内在的才能和情感。教育应当引导这些素质,而不是用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和思想去“打压”它们。教育不应该以知识为基础,而应该以儿童为中心。自然主义教育模式做出了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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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关注他们的学术能力。它应该将他们的感受、生理发展、道德教育和创造力都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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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我的认识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一样重要。探索个人感受和价值观至关重要,也是人们发挥想象力、表达自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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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激发每个孩子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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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理性个人主义一样,自然个人主义的文化根基也很深。自然个人主义世界观是18世纪浪漫主义的核心理念。1780年,雅克·卢梭出版了《爱弥儿:论教育》,主张采用基于游戏、玩耍和体育的教育方法。他希望教育能珍视童年,不再对青少年强加成年人的价值观。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里,许多“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先驱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玩耍和创造力的重要性。一些人甚至自行设计了特殊的系统来对此观点给予促进。这些人包括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4)、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卡尔·奥尔夫(Carl Orff)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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