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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假设与自然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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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50年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者都崇尚个人主义,尽管这两大文化运动在“人怎样成为独立的个体”上看法不同。我将它们区分为“理性的个人观”和“自然的个人观”,这两种观点都有可能会加剧智力和情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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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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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看来,个体拥有进行思考的某些特性,而这些都应由教育予以促进。哲学和科学研究系统之间的诸多分歧,便是从理性主义世界观演进而来的。所有分歧都有一些共同特征:逻辑和教育的力量是独立思考的真正标志;这些力量是有关于个人和物质世界最可靠的知识来源;知识是客观的,它独立于文化价值观和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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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理性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教育方法有着共同的假设:教育应当着眼于提升理性思维状态的过程,尤其是通过培养“逻辑-演绎”推理能力来提升。理性思维是通过吸收“逻辑-演绎”推理能力所提供的各种知识来发展的。教师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传播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启蒙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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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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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性的个人相比,自然个人主义所采取的假设则完全不同。它认为,每个孩子天生都是独特的,他们拥有内在的才能和情感。教育应当引导这些素质,而不是用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和思想去“打压”它们。教育不应该以知识为基础,而应该以儿童为中心。自然主义教育模式做出了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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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关注他们的学术能力。它应该将他们的感受、生理发展、道德教育和创造力都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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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我的认识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一样重要。探索个人感受和价值观至关重要,也是人们发挥想象力、表达自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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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激发每个孩子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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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理性个人主义一样,自然个人主义的文化根基也很深。自然个人主义世界观是18世纪浪漫主义的核心理念。1780年,雅克·卢梭出版了《爱弥儿:论教育》,主张采用基于游戏、玩耍和体育的教育方法。他希望教育能珍视童年,不再对青少年强加成年人的价值观。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里,许多“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先驱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玩耍和创造力的重要性。一些人甚至自行设计了特殊的系统来对此观点给予促进。这些人包括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4)、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卡尔·奥尔夫(Carl Orff)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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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鼓励儿童的自然天赋和个性的发展。他们以不同方式指出,教师应当允许孩子遵循发展的自然模式,而不是给予标准化的指导。教师要像雕刻家那样,按照每个孩子性格的独特之处慢慢地揭示其内心完整的个性。自然个人主义不只关心儿童的智力发展,还关心他们的情感、精神和身体成长。归根结底,自然主义者们希望教师们能全面地对待孩子的身体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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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意识到身体和想象力的价值,但在19世纪,一个新视角崛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人类发展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假设,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与本物种的生存有关。由于婴儿和儿童会花费大量时间玩耍,故此玩耍肯定有着生物学上的功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玩耍心理学的发展以及“进步”教育理论对主流教育政策都产生了影响。纵观过去100年间,人们一直迫切地要求学校采用更具创造力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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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约翰·杜威在自己的“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中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纽约道尔顿学校(Dalton School)和密苏里州的波特学校(Porter School),老师们鼓励学生们在“做中学”。这些想法可以划入20世纪30年代一场范围更大的运动,该运动旨在鼓励学生们发展自己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能力。在约翰·杜威等人推动更自由的教育方式之时,马卡连柯(A.S. Makarenko)也在俄罗斯设计出了自己的教育系统。当时正值革命爆发,数百万名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马卡连柯出于实际需求和集体责任感为教育内容设计出了一套基础制度。因为意识到孩子们内心有着莫大的痛苦,他发现,创造活动、美和愉悦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促使他们组织了很有影响力的音乐群体项目,创作出了戏剧和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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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英国的一份关于小学教育的报告称,教育必须着眼于儿童的整个身心,需要强调玩耍、自我表达和创造活动的重要性,“如果心理学家们说得没错,那么它们与儿童知觉和感受的发育之间就会存在密切的关系”。报告提出,人们必须反思把学校课程当成多门科目拼图的主导趋势,也不能把工作仅仅当成孩子们应掌握的功课的根源。教育必须从体验、好奇心以及儿童本身力量的觉醒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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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然主义开始在教育界抬头,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更为平等的教育方法。自然主义认为,学历教育将感觉、直觉、审美能力和创造力这些让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边缘化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教育界出现了一种关注趋势,希望推动富有情感的生活,教育应着眼于培养自我表达和创造力的观点也由此扎下根来。这一关注趋势跟正规教育之外的个人成长运动的深远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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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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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界,主张自然主义方法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固定的哲学观点,也没有共同主张的做法,一如理性主义哲学观的拥护者们并非全都拥有同一种看法一样。他们有时会存在巨大的分歧,每个人都会提出一套极为微妙的人类发展概念,并应用由自己设计的非常复杂的教学方法。随着他们的设想和方法渗入公共教育领域的广泛实践,理性个人主义和自然个人主义的普遍理想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选择以学科为基础的传统学历教育;要么选择以儿童为中心的进步教育。极端地看,它们似乎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但至少在两个方面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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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们都主张使个人摆脱文化桎梏。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个人能通过理性和客观思考的能力,免受文化的影响。由于客观知识独立于人和文化而存在,理性的个人就能不受文化偏见的左右,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主义的目的是,将个人精神从文化压力中解放出来,揭示真实的自我。由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只要有足够的创造力空间,真实的自我就会像蝴蝶那般破茧而出。在这个方面,这两种理想都跳出了传统文化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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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们强化了智力和情感之间的分野。个人成长和自然个人主义是对客观主义的反对,它们反对把知识看成与个人无关的东西。我稍后会详细论述这一观点。但如果朝着主观主义的方向走得太远,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观点认为个体意识会完全独立于其他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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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提出,人在与世界及与自己的关系中感到分裂,就会形成分裂性人格。分裂性人格无法完整地体验世界,而是会对世界感到绝望。就算这么说夸大了主观主义的危害,它的基本原则却仍然适用,即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客观和主观上同时存在,而只有主观上的身份,那“他就不可能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对自己的认知之间,我们必须维持健康而积极的关系。那么,认知与感受之间的真正联系是怎么样的?它对创造力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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