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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期内，新技术往往会被运用于原来的旧事物。早期的摄影师往往会临摹油画肖像画，以此作为创作主题。随着技术的发展，摄影逐渐促成了其他视觉记录形式。摄影让我们能够实时捕捉事物，这是绘画所无法做到的。1900年，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推出了便宜又轻便的布朗尼照相机，让摄影走进了大众视野，并因此改变了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早期的动态摄影就是对现有戏剧形式进行视觉记录：导演会在传统的音乐剧舞台上安装一台静止的摄像机。随着相机变得越来越轻便，它能够被挪动到不同角度。移动对焦使我们能够进行缩小或放大等动作，以创造出更贴心的图像。随着制片人尝试探索这些新的技术可能性，电影语言开始出现，由此电影也渐渐变成了一门独特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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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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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革的一个有趣特点是：在一段时期内，新技术往往会被运用于原来的旧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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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与科技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新技术向创造力工作展现了新的可能性：创造性地使用技术能带来技术的进化，甚至是转变。随着艺术家发明了照相机和颜料的新式用法，它们才得到了进化。乐器和记录技术的进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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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数字技术为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送去了前所未有的声音、设计、科技和艺术创造工具。与此同时，它们还提供了全新的观念传播和协作开发途径。在此过程中，用户中产生了无数的新网络、新应用，与各层面的软硬件设计和生产整合了起来。随着数字变革的步伐加快，我们可以期待更激进的创造生产方式。一如维多利亚时代皇家学院的成员们难以预料摄影技术发展的结果一样，我们现在也无法预料全新创造的生产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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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翁变成半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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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性最生动的一个案例或许要算语言的演进速度。所有“活着”的语言都是动态的。为适应新的情况、观点和情感，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不断进化出来。《牛津英语词典》偶尔会增补出版，目的是将已经融入语言系统的新词汇或新表达方式收录在内。有些人谴责这种事情，认为这是标准不断下调、偏离正源英文的证据。但英文自扎稳脚跟以来一直处在演进状态中。直到18世纪，英文的拼写和标点才变得规范起来。我们在21世纪所说的英文，莎士比亚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说话方式我们自然也无法查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援引过一项评估结果，现在英文里经常被使用的词汇是45万个；莎士比亚能理解的大概是25万个。这意味着，如果莎士比亚来到今天的伦敦或纽约，在我们所用的词汇中，每9个单词里他平均只能理解5个。托夫勒将之生动地描述为：如果他真的来到今天，那“莎翁恐怕会变成半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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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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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互动。我之前提到过生成性观点的力量。我们通常认为，随着更符合证据、更合适的新理论出现，旧理论很快会遭到取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实践中，理论就像裙子的长度和翻领的剪裁设计一样，会受社会风尚所限。大量理论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放眼世界，众多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随时会提出各种新观点。然而，尽管任何时候都有多种理论在论述同一个问题，而且每一种理论都可能与观测事实相一致，都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但只有某些观点能在突然之间激发大众的想象力，而有些理论就压过了另一些。当然，这不见得就是因为前者更深思熟虑，而是有另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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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得到采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存在，更是因为它们迎合了需求。从20世纪初直到今天，尽管智力测试存在许多概念性和方法上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但它们仍吸引了许多政治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影响深远，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看似与教育事实相一致，更是因为它们表达了整整一代教师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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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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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得到采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存在，更是因为它们迎合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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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理论的目的是要对现象进行解释，但它们得到采纳的原因也会基于其他方面。出于同样的原因，之前的心理测量理论与公共教育选拔人才的宗旨出现了一致性。理论的意义不只在于解释，更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在一个重要的意义层面上，理论是具有表现力的。它是人类文化网络复杂而有机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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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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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包括了一些构成哲学家所谓“世界观”的思想和信念。不同的世界观来自评估体验的不同方式以及不同的行为模式。你可以在小说、电影和戏剧所描绘的世界里体会到不同的世界观。在每部戏剧、每种流派中，只有特定类型的行为才是合理的；而在另一种语境下，同样的行为有可能会完全让人无法理解。剧作家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right）认为，作家、导演和演员的工作，就是对剧作赖以存在的世界进行定义。在这个世界里，作品所表现出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例如，在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和威廉·罗利（William Rowley）所著的詹姆士一世时期（17世纪）的悲剧《换婴记》（The Changeling）中，女主角比阿特丽斯·乔安娜（Beatrice Joanna）认为，若不想嫁给自己不喜欢的追求者，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今天的年轻女性们却能找到许多别的出路。但这些出路，在这出戏剧的创作年代却没有任何可行性。导演的任务是描绘一个她别无出路的社会，而女演员的任务则是表现一个想象不到其他人生出路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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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看，文化是一种准许制度。所有文化都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置身于文化当中，就要理解这些准则，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服饰和行为方式可以接受，而什么又不可以接受，并遵照行事。某些行为会得到文化认同和奖励，另一些行为则会受到文化的反对和制裁。这些准许制度可以是正式的，即通过法律确立，通过司法制度强制执行；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即内嵌在社会态度当中，用语音、语调和肢体语言表达。由于个人身份往往与文化接受度联系在一起，所以打破群体惯例需要真正的勇气。有时候，这还会不断遭到来自社会的惩罚和排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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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观察来自其他社会的准则和惯例，尤其是那些在时间或空间上与我们相距很远的地方，虽然我们可以从客观上描述它们的不同之处，却很难了解置身于其中的主观体验。文化蕴含着感性的价值观和感觉。阅读其他时代所出版的小说和剧本，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人物所处现实环境的差别，更在于他们情感体验方面的差异，即关于他们怎样看待事物，什么对他们来说最重要以及他们怎样表达情感。出于这个原因，对其他文化的事实性记叙就无法充分地还原其生活的复杂性了。如果你想真正感受其他时代和社会的生活体验，更有效的做法是去鉴赏当时的音乐和诗歌、品尝当时人们的食物、接受他们的想法和跳他们的舞蹈。毫无疑问，这些表达形式能最切实地突出文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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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人生活在由文化交织成的社群中。移民到新国家或迁徙到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的人，或许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当中。移民家庭的孩子们往往过着双重文化或多文化生活：说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方言），一种用来跟学校或工作上的朋友交流，另一种用来跟家里的亲人交流。随着他们不断地与这些群体交往，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调整自己的文化敏感度，并且留心不同文化的不同准则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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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巩固的过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青少年的社会化部分来自社会的需要，“形成日后稳定预期的基础。这种稳定依赖于不管个人怎么变动，相同的预期都会不断得到实现”。这并不是说，文化惯例从没产生过变化。它们会变化，尤其是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虽然前一代人可以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角色，但新一代人却会发展出自己的情感结构，通过当时的同伴和社会规范传播，这种情感结构有可能会和父母那代完全不同。新一代人会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他们所继承的独特世界，重现文化的诸多方面，“同时以一些新方式感受自己的整个生活，并将创新的反应塑造进新的感觉结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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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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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是通过思想、感觉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行动来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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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并非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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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个有机概念，暗示着成长和发展的生命过程。人类文化是通过思想、感觉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行动来不断发展的。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一样，文化发展的宏观过程也并非一条直线，同样难于预测。它们是动态的、有机的和复杂的。文化变革的进程，事后往往都很难理解，事前就更加不可能规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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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浪潮开始席卷西方世界。它的许多形式让婴儿潮一代兴奋不已，却激怒了不少家长。这些摇滚明星来自许多不同的文化领域：蓝调、乡村和西部音乐、爵士和摇摆乐、传统民俗音乐以及各种舞蹈形式。摇滚乐的发展过程若是靠政府文化委员会来提前规划是不可想象的：一群热心的公务员倾听着经科学计算的三和弦变调，对照婴儿潮一代的统计图绘制出行动方案，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人能预见到摇滚乐的出现，也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的文化影响力。相反，凡是认真思考过摇滚乐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曾试图禁止它。这一现象如野火般燃烧，因为它是一股创造能量和文化反叛混合起来的易燃气体。你不妨这么说，摇滚乐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挑战了主流世界观，表达了新的时代精神，即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和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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