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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根据的，是西方科学所谓的“统计规律”。可是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每一个都是唯一的，每一个都具有唯一性，非如此而不能昭显其生命力。后来，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期间，按照我在美国的惯例，前往一位香港医生的诊所去开降眼压的处方。那位老资格医生，在仔细检查了我的眼睛的状况和询问了我的历史之后作出如下判断：没有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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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奇怪，难道那位哈佛毕业的医生的判断是错误的吗？老医生解释说，西方医生所根据的统计资料，大部分来自西方人体数据。可是，就“眼压”而言，我们亚洲人普遍比西方人高，而且可以高很多呢。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始终没有再用降眼压的药物，不仅眼睛的情况很好，而且心脏功能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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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讲一个例子，我最难忘的一个例子：有位患者是老人，他最后一次入住北京阜外医院是因为心脏疾病。一周之后，他的病情很稳定了。可是，主治医生坚持认为患者“血糖”依旧偏高——比统计指标要求的“正常水平”高许多。这样，她在那天下午的处方里加了降血糖的药物。当天，患者血压下降到40，全体医护人员都参与了抢救。并且，患者再也没有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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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计数据及统计指标，我能够说的只是这些例子。今日西医之不科学，在于它抛弃了盖伦当年的理想——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医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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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屠“缠腰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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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余，奔走于南方和北方的四座城市之间，一连串的报告和会议之后，终于，我病了。先是酷似“心绞痛”的症状，我到校医院看急诊，做心电图的医生说我中气十足，根本不像心脏有病。不过，在从北京返回杭州的路上，我依然胸口疼痛难忍，彻夜不眠。疼了三日之后，从前胸到后背，渐渐看得出来一条宽大的带状的疱疹群了——俗名“缠腰龙”。浙大校医院的急诊医生是西医，她说常用的药是“泛西洛韦”，先服用7天，然后，“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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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医学网站，获知，带状疱疹（AHZ），其病毒的学名“Varicella Zoster Virus”，简称“VZV”，据某一家以色列医学网报道，这种病毒就是我们小时候发的“水痘”，不过，它并不随水痘的消失而消失，而是躲藏在我们脊椎的粗大神经节内，常可潜伏几十年，然后，在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逐渐下降到某一程度时，VZV病毒醒来，在粗大神经结内大量复制，之后，沿神经末梢蔓延至表皮，形成带状疱疹。AHZ最强烈的发病特征就是“疼痛”，中国患者群提供的统计表明，它发生于胸背部位的概率是55％，发生于头面部的概率是15％，腰腹部为14％，颈项部为12％，其余部位的发病率不超过5％。其疼痛时而如扒皮抽筋，时而如利刃剜肉，时而又如一股强大电流穿越皮表。病程从七天至数十天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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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AHZ，最令人胆寒的，是所谓“带状疱疹后遗症”，从带状疱疹完全发作之后，患者进入所谓“康复期”。如果康复期护理不当，例如导致水疱感染，VZV在神经末梢形成病灶，则可引发后遗症，主要症状就是身体各部位的持续的和难以忍受的神经疼痛。统计表明，AHZ转为后遗症的概率与患者的年龄成正比。越是老年人，其带状疱疹越可能留下后遗症。这种难以忍受的长期疼痛，往往导致老年人的抑郁症和自杀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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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常用药物泛西洛韦所产生的强烈和广泛的毒副作用足以抵消它所带来的好处。这一药品的说明书，在“不良反应”栏目内赫然写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头痛和恶心，此外尚可见下列反应：1．神经系统：头晕、失眠、嗜睡、感觉异常等；2．消化系统：腹泻、腹痛、消化不良、厌食、呕吐、便秘、胀气等；3．全身反应：疲劳、疼痛、发热、寒颤等；4．其他反应：皮疹、皮肤瘙痒、鼻窦炎、咽炎等。之所以引发如此众多和复杂的不良反应，说明书“注意事项”栏目表明，因为此药伤肾、伤肝、伤脾，或许还伤心脏。而且，由于是干扰素类型的药物，或许还有导致细胞癌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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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随着病情的曲折发展，我不断面临在接受药物毒副作用的风险和让病毒重新潜入脊椎的风险之间的复杂权衡与选择。在服药第三天的夜里，我明显感到药物产生的毒副作用已经极大地削弱了我的肾、肝、脾、前列腺甚至头骨和腿骨的各项功能，以致我躺在床上如同一具尸体，而且比尸体更糟糕，因为头部每一分钟都被神经疼痛撕扯着。时钟指着凌晨3点，又该服药了，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药物，承担与此相应的任何后果——包括可怕的后遗症。停药后，疼痛持续了一整天，晚间的时候，希望降临了：因为头痛明显减弱，说明疼痛是药物引发的而不是新一轮病毒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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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胡庆余堂。挂号窗口的小姐居然问我“挂哪一科”——典型的西医挂号问题。那位“内科”坐堂医生的谈吐说明，虽然挂他的号需要20元人民币，他却未必长于治疗带状疱疹。好在这是常见病，中医网站称为“湿火交加”。坐堂医生开了“去邪排毒”的处方，然后，他坦率地和我讨论龙胆叶究竟配童木通好还是配银花好这类问题。我取后者，因为风险较小。中医的妙处之一是患者与医者可以进行常识基础上的信息交流，故其辨证施治是个性化的。而西医则发展了一整套只有医者才懂得的科学术语，如果不能享受“家庭医生”这样的个性化但很昂贵的医疗服务，则患者只能到“医院”去就诊，接受那里永远匆忙的医生的单向度的从而往往是武断的“诊断”。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中医与西医相比而言，由知识类型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优势。前者是许茨所谓“基于常识的知识”，后者则是西美尔所谓因科学和技术手段的发达而“迅速远离常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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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西医相比之更具科学性，还在于它讲究把每一生命都当作具有独特个性的整体来对待，而不是像西医那样把一切生命都拆解为无生命的零部件从而把每一独特的生命都看作满足各项统计平均值的零部件的组合。所以，西药伤肾伤肝伤脾伤骨伤前列腺，中药扶正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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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患的带状疱疹而言，中医主张“排毒”，即疏导毒素使之从内到外发泄出来。而西医主张“抑制”，即干扰病毒的DNA复制过程，使之不得继续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立场，前者看重“因势利导”，后者看重“减缓病痛”。哪一立场更符合科学？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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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科学与科学主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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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科学主义者，如果想测验自己是否“盲目科学”，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科学能解释什么是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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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双重性。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它的思想主调是顽强的理性主义；而在它的领域之外，则是固执的非理性。……即否认世界上有任何因素不能够被它自己的已经无法进一步一般化的基本概念所充分表达。这一否定实际上是对思想本身的否定”（《过程与实在》卷一，第一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周邦宪中译本，第7页）。此海德格尔所谓“科学不思”的另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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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略论有知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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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萨的尼古拉，15世纪中叶，写了“论有知识的无知”。他相信，人类认知发展的“四阶段”说——感性的、理智的、思辨的、直觉的。只有达到了第四认知发展阶段的人，才可能认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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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直觉的认知绝非无知。仅当一个人的智力程度超越了思辨的智力之后，才可能有直觉的智力。关于思辨，我们可以指出一项事实，即仅当理智发展到十分成熟的时候，经过长期的所谓“正、反、合”思维训练，才有“思辨”可言。最后，人人皆知，理智的发展必须基于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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