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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真理观，是西方认识论的主流，流行了两千年，在康德那里被终结了。通俗地说，康德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理性为自然立法”。不过康德的“理性”定义是基于逻辑自洽性的从而是“先验的”，它不能容纳经验世界里的人与人之间在理性能力方面的主观差异。上述的黑格尔的真理观，是黑格尔为超越康德而做的努力。这一努力，至今仍在继续。例如，我推荐过的普特南1981年的著作《理性，真理与历史》，标题已很明显，继承了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命题，尽管它的作者不被认为是黑格尔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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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方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也有长足发展。例如，美国实用主义三大哲学家们，尤其是詹姆士和杜威。前者辞世较早，后者是罗素的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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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的真理观，用他自己的术语表达，是“极端主观主义的”，用金岳霖先生《知识论》第一章讨论的术语表达，是“唯主的”，不是“非唯主的”。根据詹姆士的看法，真理最终是信仰问题。你确信命题A是真的吗？如果你确信，它就是真的。关键在于，詹姆士和杜威是在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内解释“确信”的。詹姆士解释说，任一观念，如果“你相信它是真的”这件事情，将显著改变你的生活世界，那么你相信它之真，就是有理由的。否则，你是否相信它，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的世界反正不因此而有所改变。詹姆士的这一基于“差异性”的无差异原理，经过莱布尼兹，可以上溯到中世纪晚期重要的思想家“库萨的尼古拉”。后者写了一本小册子，《论有学识的无知》，我已介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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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当中，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修养，最受推崇。不过，与许多深刻的思想家一样，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立场，是在唯主与非唯主之间徘徊着的。唯其如此，他写的《知识论》成为我们“无偏地”学习论辩双方的观点的出色教材。我的科学主义朋友们不妨先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以求得对西方科学家们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大致认同的主流的知识理论有所了解。不仅如此，结合金岳霖的另一作品《论道》来研读《知识论》，我们还可以熟悉中国知识分子在融合中西思想传统时所做的艰难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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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1948年出版的《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在思想史中的位置，按照时间，居于黑格尔与普特南之间，但在詹姆士之后。如前述，罗素思想，明显地受了詹姆士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一哲学传统最让我信服的继承者是普特南——我认为，他是詹姆士和杜威之后美国出现的第三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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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看到，科学主义者们，与其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为了保持他们的科学主义立场的逻辑自洽性，还不如接受罗素的“知识”定义——知识就是有根据的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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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哲学家们充分注意到人类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来，我推测，主要是由于晚期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罗素给出的“知识”定义对他自己而言，也发生了问题。罗素在《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的不同章节，以不同形式表达过这样的怀疑：我们应当给“真信念”加上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这些真信念就成为知识了呢？这里，“有根据的”是否应与“生物演化的”具有同一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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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分析哲学”兴衰的西方学者们，对语言与语言所要表达的思想之间的扭曲关系保持着充分的自觉。在这一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关于知识定义的问题，哲学论争从未间断。例如，读者可参阅：E．L．Gettier，1963，“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Analysis》vol.23，no.6，pp.121-123；G. Dawson，1981，“Justified true belief is knowledge”，《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31，no.125，pp.315-329；C. Sartwell，1992，“Why knowledge is merely true belief？”《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89，no.4，pp.16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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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知识论叙述传统中，“知识”首先是作为动词“知道”而不是作为名词“知识”出现的。例如，“知识是真信念”这一陈述通常被展开为：“P知道K当且仅当（1）K是事实，（2）P相信K是事实。”若再增加一项条件——（3）P有充分理由相信K是事实，则此陈述成为“知识是有根据的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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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Gettier1963年发表的那篇只有三页纸的论文，对“知识是有根据的真信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批评。这里，葛提亚提出的例Ⅰ和例Ⅱ表明：存在某些场合，使上列的条件（1）、（2）、（3）成立，而P仍未必“知道”K，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由于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有根据的真信念”不是“知识”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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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提亚的反例可以被表达为更有说服力的形式：（甲）P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境S1内产生对命题K——“P已患胃癌”的真实性的信念B1并且有充分的理由R1来支持B1，而且，K是真实的；（乙）在信息更完全的情境S2内，P用来支持B1的理由可能显得不充分，或由充分理由支持着的信念B1可能显得不真实，但K仍是真实的；（丙）K是真实的，不过，P在S1内关于K的真实性的信念B1及其充分理由R1在任何不是P的人看来都是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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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丙）发生时，K，P，B1，R1，满足“有根据的真信念”，但P并不知道K。其次，当（乙）发生时，S1内的R1其实不能支持B1，故P在S2内知道P在S1内并不知道K，虽然（甲）满足“知识是有根据的真信念”，故P在S1内是“知道”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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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分析意味着，“知识定义”的条件（3）发生了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信念的“充分理由”？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两个问题：（A）理由的充分性是“情境依赖”的吗？（B）理由是“客观”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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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泰阿泰德在第三次尝试中给出的解答——“知识是有根据的真信念”，需要有更多的解释，否则就不能成为“知识”的定义。这些当代的“更多的”解释，是围绕着上列（A）和（B）两条线索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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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普特南1981年这本著作的主旨了。首先，这部著作标题里的“理性”，是“reason”而不是“rationality”。前者，王国维先生主张译为“理由”，后者则译为“理性”。理由比理性宽泛得多，它更接近“智慧”，可以带有“情理”之内的理，可以是“历史理性”的理。普特南试图寻找的，我认为，就是这样的理。所以，在这样的理之后，有一对范畴“真理”（truth）与“历史”（history）。普特南论证，真理的“真”，是有合理根据的真。而这一合理根据的重要部分，是历史的，或者，“演化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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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自己认为他的知识论和真理观更倾向于是“内在论”的，而不是“外在论”的，但他又不能完全同意内在论的立场，他试图表达的，是超越内在论（唯主的）和外在论（非唯主的）的知识论和真理观的，所谓“内在论的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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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粗略地概括，普特南为一切知识的合理性找到的根据，最终是在黑格尔所说的“逻辑与历史统一”视角下的根据。这一根据的奈特式的解说是：被特定社会的特定知识共同体的被承认为“重要成员”的那些人感受为“重要”的那些规范，为既有的知识存量提供了合理性与批判的基础，也为新的知识提供了选择标准（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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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知识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人类社会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对上述的知识结构有足够大的选择压力，从而，长期演化可以淘汰“不合理的”规范与偏好。当然，人类如此演化，究竟可能走到何处？这是一个很令人悲观的无法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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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著作第三章结尾有一段文字：“对于内在论者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为什么有时不可以存在几种同样好地与我们的经验信念相符合、同样地融贯（自洽）但又不相容的概念框架呢？如果真并不是唯一的符合，那么就展现了某种多元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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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科学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假设“真理唯一”，因为“上帝不掷骰子”。所以，他们相信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和知识论，他们相信人类有一种无限接近客观真理的“科学”能力，因为真理是客观地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说白了，他们始终未能解释清楚他们的实质主义的世界观的前提，那个永恒且唯一的真理，究竟是什么。西方人很明智，黑格尔宣称“上帝已死”之后，再也没有必要像牛顿那样假设科学研究者有“上帝的眼睛”并接受柏拉图的真理观，他们大多已经放弃了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古典真理观，接受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李泽厚指出，中国文化传统原本有一种深厚的实用哲学。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并融合西方的实用主义思想，原本是更具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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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依靠自己的有限理性能力，试图把生命体验整理为“知识”——有根据的真信念，这样获得的概念系统，金岳霖先生要求它满足“真”和“通”。所谓“通”，就是逻辑自洽性，即上引普特南文字中的“融贯”。所谓“真”，金先生在西方哲学的逻辑“自洽性”之上，更融入了中国思想，他称之为“真正感”——浑然的“如如”。借用佛学的“如如”概念，这是金岳霖试图超越西方哲学的局限性的一种东方式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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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理论很多且繁复，我在这篇不算短的随笔中，或许只能提供上面的论述了。这一论述把我们引导到这篇随笔的题目的第二个关键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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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字源学考证表明，“秩序”（order）是比“制度”（institution）远为宽泛的一个概念。制度的起源，与人为的各种设置有关，例如查士丁尼法典，是一套“institutes”。又例如疯人院，是一种“institute”。虽然，在诺斯的著作里，“非正式制度”也包含着规范与习俗。秩序，可以是人为的，也可以是人不能意识到的。例如自然秩序，在人类之前已经存在。又例如脑神经元网络的秩序，在意识之前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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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需要考察“秩序”与“结构”的关系。粗略而言，结构是在特定时空被感受到并且被呈现给意识的秩序。也因此，结构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不可轻易放弃。结构是静止的，故而可以有符合逻辑的表达。静止的结构，在不同时空可以有不同形态。我们对不同形态的结构的联想，可以产生结构的流动感，称为“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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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秩序的未被感受到的或感受到而无法表达出来的部分，或许远比结构要广阔和深远。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例如亚当·斯密，对秩序的隐秘部分表示出最高的敬畏。在斯密看来，人类渺小的理性能力只能“发现”秩序的一些片段，无法洞察全部秩序，更无法“设计”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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