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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比制度有远为丰富的内涵，也体现在史密斯教授关于实验经济学成果（诺贝尔奖演说）的论述中。史密斯发现，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制度的逻辑自洽的表达）在太强的假设下得到的均衡存在性与均衡的资源配置的最优性，在市场实验中同样可以显现出来，但在这些实验中，完全不需要“信息完备性”假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其他一般均衡假设。事实上，在参与人数很少（例如只有5人），而且在参与者完全不知晓他人偏好和交易物品的真实价值的条件下，交易仍可在有限时间内收敛到某一均衡状态。通常，这类均衡的效率损失——以理论效率为衡量标准，不超过25％，经常低于10％，这意味着在实验室条件下，无须假设完备信息，没有瓦尔拉和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所假设的全知全能的拍卖者，市场自发地使资源配置达到90％有效率。如果当真如此，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许多旨在获取多于实验室市场的信息的努力，例如政府和精英群体的努力，只不过是浪费资源。因为，这些努力所耗费的资源，以及因此而发生的效率损失，肯定超过10％，如果不是超过35％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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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一般均衡理论在太强的逻辑前提下推导出了自由市场的丰富内涵的最肤浅的那些性质，这些逻辑前提，作为一般均衡存在性的充分条件，显然超过“必要条件”太多，所以无法解释史密斯教授在经济学实验室里发现的那些市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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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对于市场的研究，一般均衡模型仍是经济学家公认的最有价值的模型。注意，经济学家之所以公认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在市场社会里，从而对市场已经有了“浑然的真实感”。在这一感受的基础上，他们公认，一般均衡理论为“市场”所限定的“环境”是一种恰当的抽象，它保持着与真实感的恰到好处的距离并且刻画了市场运作的核心性质——“价格”。根据这一理解，那些没有在市场里生活过或者缺乏关于市场的“浑然的真实感”的学者，未必认为一般均衡模型是对市场生活的恰当抽象。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专家之间的日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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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秩序的最意味深长的阐述来自斯密和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难道其他专业的学者没有对秩序的更意味深长的阐述吗？我的回答是：有，少数具有深刻洞察力且思维未被限制在“形而上学”之内的神学家的阐述，但在“后神学”时代，斯密和哈耶克的阐述最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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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密深受苏格兰“长老派”神学的影响，同时，斯密深受斯多亚学派关于神的“先定和谐”思想的影响（参阅斯密《道德情操论》“序言”，斯密的私人信件，以及格拉斯哥大学版斯密“法学讲义”的课堂笔记“LJA”和“LJB”）。对斯密“神秘主义”秩序思想的解读，最充分且最明确者，不是哈耶克，而是奈特，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演说中（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52，no.3，pp.253-274；1944，“The rights of man and natural law”，《Ethics》vol.54，no.2，pp.124-145；1944，“Human nature and world democrac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9，no.5，pp.408-420；1946，“The sickness of liberal society”，《Ethics》vol.56，no.2，pp.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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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作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哈耶克引用先贤名言：只能被发现，不能被设计。那么，市场的局内人是否有制度创新（“企业家创新”活动），并且，他们的制度创新活动怎样被逻辑地表达出来呢？这是目前制度理论必须回答而尚未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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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说：“逻辑和美学都关注封闭的事实。我们的生活则是在关于发现的经验中度过的。一旦我们失去了这种发现感，我们就会失去心灵所是的那种活动方式。我们就会沉落到仅仅与过去的平均值相符合。完全的符合意味着生命的丧失。剩下的是荒芜的无机界的存在”（上引刘放桐中译本第56～57页）。此处，“美学”不同于“审美”。后者是感性的活动，不是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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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秩序的自生自发的创造性，与局内人的主动创新活动，二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呢？这是最广义的制度理论必须回答而尚未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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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解答这一问题的努力，把我引至“悟性”概念——这篇笔记的标题中最后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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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引用怀特海《思维方式》的文字（第二篇第五讲）：“只要过程的概念得到了承认，潜在性概念对于理解存在就是根本性的了。如果根据静止的现实事物的观点来解释宇宙，那潜在之物就消失了。……直接事实中的潜在之物构成了过程的推动力”（上引刘放桐中译本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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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语的日常语用学，“悟性”，首先是一种洞察事物潜在性的能力。其次——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争议，它可以指人类的某种潜在能力，这种能力使每一个人可能感悟到比人类更高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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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对应于“悟性”的，是“理解”，对应于英文是“understanding”，对应于德文是“Verstand”。不过此处仍有争议，例如，阿伦特不同意把Verstand译为understanding，她坚信这一概念应译为“inte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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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汉语“悟性”一词的涵义中，既有西语的“理解”，又有西语的“直觉”。不过，此处还有争议，例如笛卡尔对“直觉”的定义（参阅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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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让我们把“悟性”界说为理解与直觉，于是，与悟性关系最密切的，不再是康德所谓“理性”，而是康德未能充分解释的“判断”。阿伦特曾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有极重要的批评，与此相关，她有一篇未写完的“卷三”（以“附录”形式辑入《精神生活·思维》）。在《精神生活》“思维”卷中，她注意到康德的一个常被启蒙理性主义者们忽略的看法：“一切思维只不过是到达直观的一种手段”（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姜志辉译，第68～69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康德所说的“直观”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因为“……想获得这种能力的要求‘通常被叫做愚蠢’，这样的一种失败是无可避免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87页）。阿伦特这样解释“判断力”：“始终作为心理结构的一般和始终倾向于感官经验的特殊得以整合在一起的精神的神秘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精神生活·思维》，上引姜志辉中译本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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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或者判断力的开发，一方面要求足够丰富的生活体验——足以发生“浑然的真实感”，另一方面要求足够深刻的理性洞察——恰到好处地表达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潜在地包含在现象中的。此外，悟性的充分发展往往与思维对它自身所得结论的不断否定（扬弃）有关。根据我的观察，完全没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人，几乎从未有过充分发展了的悟性，尽管他们先天的资质里可以包含非常好的悟性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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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由于悟性的这些特征，那些悟性得到了充分开发的人被认为具有“智慧”——悟性的外显，可谓之“智慧”。因为，首先，他们能够比不具有智慧的人更多地看到事物的潜在可能性，并足够准确地预测未来。其次，虽然更多地看到事物的潜在可能性，有智慧的人，为了智慧自身的缘故，往往不追逐目光短浅者所追求的功名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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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般而言是从具有较低的智慧向着具有较高的智慧演化的，因为智慧，根据上面的解释，应能使智慧所在的人类群体更适应环境的变动，后者需要长远的目光和宽广的视野。注意，我强调，智慧的受益者不是智慧者而是智慧所在的群体。因为，智慧者为了智慧自身的缘故往往不追逐自身利益，他们的功用是群体性的。苏格拉底可以被雅典人处死，而他的智慧却保存在源于雅典的诸人类群体之中并造福于这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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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演化论视角下，更具智慧的人类成员，他们据以判断任一真信念的合理性的标准，比具有较低智慧的人类成员所据的判断标准，或许更经常地取得成功——不是更有利于个体生存竞争而是更适应“群体选择”的文化环境。用罗蒂的话说，就是：“……找到一条把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世界观和道德直觉，与新的科学理论或社会政治制度及其理论或其他新奇事物结合在一起的途径”（Richard·Rorty，《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5页）。这样的理解，将把秩序与对秩序的领悟，引导至一种政治学的论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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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觉得应当有一个能够把“知识”、“秩序”、“悟性”融合在一起的演化论的陈述，作为我这篇笔记的结语，它大致是这样的：由最初偶然发生的秩序，自然选择的力量筛选出一些更具智慧的人群，每一群人按照他们达成共识的合理性规范，不断地把他们的信念的一部分转化为知识。这些群体当中，有一些群体积累了更适应环境变动的知识。某一阶段的知识演化的成功，未必意味着未来任一阶段的知识演化的成功。比较优越的秩序——仍是偶然发生的，更可能产生智慧的人群及其知识积累过程。如果这一向上的演化不被群体内更常发生的政治困境所中断的话，那么智慧程度的增长迟早可以达到使秩序内的人群借助于他们的悟性，洞察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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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关于梁漱溟的几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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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列出关键词——今天的问题百年前就提出来了，皇权刚颠覆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我们只是重新思考他们的问题，例如权利问题、例如科学与玄学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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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标题，因为今天日子特别。关键词算是原来标题的内容。梁漱溟的著作，我最近重读，与熊十力及马一浮的著作同时阅读，比十几年前方便了，因为有了陈来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比照着，贺麟，金岳霖，洪谦，冯友兰。大致的印象是，马一浮的知识结构更正宗，也就是“主流”的意思，不论是外语还是国学，他都算是梁、熊、马三人的第一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得益于马一浮的早慧，更罕见的是这一早慧儿童的智力和能量居然延续至晚年。梁的魅力，于我而言，是他的语言和直觉。许多深切的问题，只是读了他的表达之后，才有深切感。1923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他回应胡适对他1921年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无聊批判。幸亏陈来兄找到这篇演讲记录，否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胡适可以如此粗暴无礼非学术性地对待梁漱溟。那种话语霸权和不负责任的批评，胡适先生若想象得到80年后有一位丁丁晚辈在读他的文字，自当汗颜。即在当时，他这样的霸权，也激起梁漱溟这样的回应：“……我真想不到适之先生是这样信口诬人，要一手掩尽天下目的！”我们读最近发表的胡适评传类文章，都知道他被认为是当时最温和的一个人，一个自由主义领袖。何以会对梁先生如此？揣测理由，其一可能是梁、熊、马三位的学问及立场大相异于胡适所鼓吹的学问及立场。其二可能是胡适太忙，根本无暇读书，更何况读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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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著作，多年前我引述许多，后来引得较少，但绝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对照着反省，意识到梁的文字如他自己解释的一样，不可视为“文字”读，而应视为人生感悟的符号表达。若是感悟不到，则读了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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