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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或者判断力的开发，一方面要求足够丰富的生活体验——足以发生“浑然的真实感”，另一方面要求足够深刻的理性洞察——恰到好处地表达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潜在地包含在现象中的。此外，悟性的充分发展往往与思维对它自身所得结论的不断否定（扬弃）有关。根据我的观察，完全没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人，几乎从未有过充分发展了的悟性，尽管他们先天的资质里可以包含非常好的悟性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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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由于悟性的这些特征，那些悟性得到了充分开发的人被认为具有“智慧”——悟性的外显，可谓之“智慧”。因为，首先，他们能够比不具有智慧的人更多地看到事物的潜在可能性，并足够准确地预测未来。其次，虽然更多地看到事物的潜在可能性，有智慧的人，为了智慧自身的缘故，往往不追逐目光短浅者所追求的功名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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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般而言是从具有较低的智慧向着具有较高的智慧演化的，因为智慧，根据上面的解释，应能使智慧所在的人类群体更适应环境的变动，后者需要长远的目光和宽广的视野。注意，我强调，智慧的受益者不是智慧者而是智慧所在的群体。因为，智慧者为了智慧自身的缘故往往不追逐自身利益，他们的功用是群体性的。苏格拉底可以被雅典人处死，而他的智慧却保存在源于雅典的诸人类群体之中并造福于这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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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演化论视角下，更具智慧的人类成员，他们据以判断任一真信念的合理性的标准，比具有较低智慧的人类成员所据的判断标准，或许更经常地取得成功——不是更有利于个体生存竞争而是更适应“群体选择”的文化环境。用罗蒂的话说，就是：“……找到一条把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世界观和道德直觉，与新的科学理论或社会政治制度及其理论或其他新奇事物结合在一起的途径”（Richard·Rorty，《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5页）。这样的理解，将把秩序与对秩序的领悟，引导至一种政治学的论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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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觉得应当有一个能够把“知识”、“秩序”、“悟性”融合在一起的演化论的陈述，作为我这篇笔记的结语，它大致是这样的：由最初偶然发生的秩序，自然选择的力量筛选出一些更具智慧的人群，每一群人按照他们达成共识的合理性规范，不断地把他们的信念的一部分转化为知识。这些群体当中，有一些群体积累了更适应环境变动的知识。某一阶段的知识演化的成功，未必意味着未来任一阶段的知识演化的成功。比较优越的秩序——仍是偶然发生的，更可能产生智慧的人群及其知识积累过程。如果这一向上的演化不被群体内更常发生的政治困境所中断的话，那么智慧程度的增长迟早可以达到使秩序内的人群借助于他们的悟性，洞察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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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关于梁漱溟的几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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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列出关键词——今天的问题百年前就提出来了，皇权刚颠覆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我们只是重新思考他们的问题，例如权利问题、例如科学与玄学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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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标题，因为今天日子特别。关键词算是原来标题的内容。梁漱溟的著作，我最近重读，与熊十力及马一浮的著作同时阅读，比十几年前方便了，因为有了陈来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比照着，贺麟，金岳霖，洪谦，冯友兰。大致的印象是，马一浮的知识结构更正宗，也就是“主流”的意思，不论是外语还是国学，他都算是梁、熊、马三人的第一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得益于马一浮的早慧，更罕见的是这一早慧儿童的智力和能量居然延续至晚年。梁的魅力，于我而言，是他的语言和直觉。许多深切的问题，只是读了他的表达之后，才有深切感。1923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他回应胡适对他1921年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无聊批判。幸亏陈来兄找到这篇演讲记录，否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胡适可以如此粗暴无礼非学术性地对待梁漱溟。那种话语霸权和不负责任的批评，胡适先生若想象得到80年后有一位丁丁晚辈在读他的文字，自当汗颜。即在当时，他这样的霸权，也激起梁漱溟这样的回应：“……我真想不到适之先生是这样信口诬人，要一手掩尽天下目的！”我们读最近发表的胡适评传类文章，都知道他被认为是当时最温和的一个人，一个自由主义领袖。何以会对梁先生如此？揣测理由，其一可能是梁、熊、马三位的学问及立场大相异于胡适所鼓吹的学问及立场。其二可能是胡适太忙，根本无暇读书，更何况读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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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著作，多年前我引述许多，后来引得较少，但绝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对照着反省，意识到梁的文字如他自己解释的一样，不可视为“文字”读，而应视为人生感悟的符号表达。若是感悟不到，则读了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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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毕生三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文化要义》（1945）、《人心与人生》（1975），大约二十年一部。以下顺序编码为1、2、3。书1的标题自明，主要探讨印度、中国、欧洲文化三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与人类未来文化的方向，基于今日我们的关怀，不妨以偏概全地概括为“情志”问题。书2接续1探讨中西政治体制差异与中西伦理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可以“权利”问题偏概我所关注的内容。书3接续2探讨中西伦理与文化差异的心理学基础，梁自称探讨的是“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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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读梁先生一篇回忆录，甚为震撼。那时，日本飞机轰炸香港与澳门海域，梁先生与一群难民乘渔船自香港逃往澳门，海上炸弹散落，不少渔船中弹沉没，梁站立于船头，气宇轩昂，若泰山临海，至澳门，平安无事。迎接者有问：先生当时有何感想？（估计报纸记者最常发这类问题）。他的回答，令我铭记终生。梁先生答：我是要有大担当而尚未完成的人（三部著作），倘若今天就死去，中国大地，山川将为之色变！诸位回想戴晴的报告文学“最后一个儒家”（《光明日报》1989年前某日某版），梁与毛主席在怀仁堂对峙而立，一边是魁梧身躯且革命精英们崇拜的国家领袖，另一边是瘦弱书生，凭借着他的信仰。我们再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梁被围攻批斗，之后，革命群众责问：悔改吗？梁的回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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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如此气魄的，有如此信仰的，并且有如此学问和思想的，我只记得顾准和梁漱溟，两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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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冥顽不化的“搜狐网友”给我公开留言，透着是一位假装的或真实但愚蠢的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将旧作（《IT经理世界》应当已发表）贴在下面，这一次，允许自由发言。反正，我知道批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要触犯很多愚蠢神经的。没什么了不起，我根本不打算说服那些无用神经元。至于宣传部门嘛，只要搜狐博客不怕，我是不会怕的。过去几天里，我和“悟宇”在这里的对话，具有典型意义。请各位打算批判我的立场的网友，在展开谩骂之前，先耐心读完“悟宇”的激烈发言，以及网友“phoebus”、“昔日珞珈人”、“一串7”等的发言，以及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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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健全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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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而且我打算援引，许多思想者在我之前就这一论题发表过许多重要看法。其中，霍尔巴赫的看法最著名，被认为是沿袭着西方社会自然法传统最优秀的政治哲学叙事：“政治，或称治人的能力，是一门模糊的、有问题的、不确定的科学，这只是因为谁也不愿去认真思考人的本性是什么和社会的目的在哪里。对于所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来说，真正的治理原则是明明白白而容易理解的。他们深信健全的理性的政治并不包含任何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东西，如果从人的本性出发，就能从中推导出政治体系，它是一整套彼此密切联系的真理，一系列比人类知识其他领域中的原则更可靠的原则。……无论是当权的统治者还是臣民总有一天会厌弃武断专行，会运用健全的理性深思熟虑，会依照公正原则办事，因为这样就足以结束前者和后者都要遭受的社会灾难。”（《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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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王小波在“积极的结论”中就“健全的理性”问题发表过一段脍炙人口的健全的理性的看法：“……假设我们说话要讲信义，办事情要有始有终，健全的理性实在是必不可少。”——我真正要引的是接下来的这句话：“有关理性，哲学家有很多讨论，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它的关键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像我姥姥当年对待亩产三十万斤粮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不过，让我最喜欢的是更近结尾的这一段文字：“假设别的东西不能保持人的乐观情绪，幽默感总能。据我所见，我们这里年轻人没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种讨论会上，时常有些头顶秃光光的人，面露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轻飘飘地抛出几句，让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这种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种，本身带有消极的成分。”然后，他说他40岁以后有了一些健全的理性。回忆年轻时，他是这样写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既没有健全的理性，又没有幽默感，那是怎么混过来的，实在是个大疑问。和同龄人交流，他们说，自己或则从众，或则听凭朴素的感情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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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说了上面的话，还说了许多让我们高兴和赞赏的话，于1997年4月11日接近半夜时大喊一声，走了。他走后，健全的理性似乎还是那么少，如果不是更少的话。对于广东番禺太石村的事情，“重庆特钢”的事情，以及林林总总我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我们怀念小波并接着他的话题说：“所谓‘健全的理性’，就是既有符合逻辑的冷静分析，又有基于常识的判断力，于是不会肤浅也不会偏激。……其次，即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健全的理性，要将我们的公意揭示出来以便成为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我们还需要寻求一套正当的程序（参阅汪丁丁《走出良法与恶法之争》，《财经》2005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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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按照霍尔巴赫的说法还是按照王小波的说法，保持健全的理性，其实很简单，就只要自然而然地活着，让眼睛看到蓝天白云，让原野上的风吹入肺腑，让心灵对真诚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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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霍尔巴赫还是王小波，他们似乎都注意到下述事实：最有可能遮蔽我们的眼睛，让健全的理性逐渐窒息的，是我们社会的政治状况以及由政治状况决定的意识形态。前者遮蔽了统治者的健全的理性，后者遮蔽了大众的健全的理性。今天，我们对此体会较深。在我们可能建立正当的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之前，应当先有让公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表达意见的空间——通过听觉的和视觉的，以及在世界的真相与听觉和视觉之间的各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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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项因素，与上一因素相关，即人的本性被长期扭曲从而难以获得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霍尔巴赫说：“从人的本性出发，就能从中推导出政治体系，它是一整套彼此密切联系的真理，一系列比人类知识其他领域中的原则更可靠的原则。”而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人性偏激者居多，至少是越来越多。我推测，部分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状况比任何政治体制方面的限制更为根本，我的一些朋友就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转向“东亚模式”的威权主义或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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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周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偏激呢？从大众媒体报道判断，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内在冲突日益变得尖锐起来，并且人们似乎无处宣泄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积累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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