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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儒家政治理念与精英主义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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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先列这五个关键词——钱穆论传统中国人的自由、牟宗三勾连儒学与康德哲学的努力、梁熊马三位、中国人的政治哲学缺位、中西文明交会之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自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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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子非鱼”对我抄录的马一浮致浙江大学毕业生的演讲词提出了这一批评，很重要，征得同意，我将这一“悄悄留言”贴出。事实上，多年来，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或这一群体的一部分成员，始终在反省民主与自由这两大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尝试着用五个关键词表达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多年来的论争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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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非鱼：文章的宏然、正义之气跃然纸上。读来必然是心情如海浪击岸。但我始终都在想：类似这样的价值观培养，难道和集权、人治诞生没有任何关系吗？相信先生必然理解我所疑问的。但，还是多言点。一个理论、一种文化预先赋予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必然是正义的。而其似乎又建立了这样一个逻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一定能有效约束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的行为。可权势一旦在手，外在规约是非常重要的。人性不可信。自我约束更不可信。另一个不光彩的想法是，我为什么始终觉得这样的价值观培养，很容易导致一个结果：部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因为预先被赋予了正义之名，难免有真理只在我手，根本不会考虑贩夫走卒的权利。当然，不这样倡导也是错误的。嗯，怎么说呢。大致是，我总觉得在如斯观念的提倡中缺了什么非常必要的东西。只是难以说清我觉得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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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马一浮当然是精英主义者，一切儒家都是。所谓“新儒家”，核心的弱点就是缺乏可行的政治哲学，故内圣外王之道终于还是乌托邦。牟宗三先生毕生努力，有些着落，但批评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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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我再补充一项，我认为是事实性的陈述：中国社会至今仍是精英导向的，不是民主的。道理很简单，民主，法治，或任何一套制度，其实质原本就不是制度的，而是精神的。假若一个民族尚不具备或无法具备该种精神，那么她只能停留在她既有的精神能够提供给她的想象与生活之内。更深入的探讨，请参阅黑格尔关于“Ethos”（时代的和民族的精神气质）概念的论述。自梁任公《欧游心影录》发表以来，百余年时间，国人的精神气质似乎没有改变，故而，国人企图获得的西方人的“生活”，仅仅是海市蜃楼而已。因为，模仿另一精神的想象及其生活，不是我们以“生活”这两字所表达的生活。还是那句名言：“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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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中西文化互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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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近读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及《心体与性体》，隐约知道牟先生是主张中西文化互补的。他论证西方文化发源于“外延”的对知识的关注而中国文化发源于“内涵”的对生命的关注，二者都可以并且已经在两千年前演化为普遍性。但是，外延的普遍性，例如，表现为“逻辑”，仍是抽象的。内涵的普遍性则必须是特殊的，所谓“普遍的特殊”。在西方哲学家里面，似乎只有黑格尔接近了这一普遍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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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编后记2·十年阅读汪丁丁/赵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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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丁丁”这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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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这个名字，我初次见到，是在《读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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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夫妇，我初次见到，是在2003年秋天，可怕的北京“非典”终于被遏制住了，社会交往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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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在我人生中很特别。我在做了两年全职母亲之后，重返职场并且由时尚媒体转入出版行业，当时风头劲猛的中信出版社的宗旨是“提供知识和技能，以应对变化的世界”，希望“以商业思想改变商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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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能”、“变化”、“商业思想”、“改变”这几个词语，也是当时我的人生关键词。做了母亲，我的世界已经改变了，职业变化让我必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必须了解商业思想。我在中信出版社的工作要点之一是联络专家名人，此时，我生命里一个关键词“汪丁丁”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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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海的寓言》《知识印象》《寻找麦田》《麦田里的歌》先后在中信出版社以“经济学家随笔”的方式出版，这也是我最早读到的汪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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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离开中信出版社，回到母校的北大出版社工作。我要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也希望实现自己一些小小的愿望。比如亲自编辑出版汪丁丁、梁小民等老师的著作。我与他们都是在中信出版社工作时结下师生缘分的。梁小民老师说他喜欢读陈平原的书，他和我的导师温儒敏先生在北大曾经是室友，种种机缘吧，梁老师把他的书稿《寓言中的经济学》给了我，这对北大出版社当时向市场转轨，对我的新工作帮助很大。我至今对梁老师仍很感激。接着我又编辑了陈平原先生的《大学何为》等书。但到了汪丁丁老师的书《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时，却出了一点波折，这本书最终由世纪文景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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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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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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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编辑汪丁丁老师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我依赖的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陈莉博士，再加上转移出版社，有些环节我无法亲自把关，最后，汪老师专门为这本书的每篇文章写的按语被删除了。这成了我心中深深的遗憾。那时，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十多年后中国会面临“毒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汪丁丁就开始呼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但这个问题，没有引起更多人的警觉，甚至汪老师20世纪90年代那本小书也可能被遗忘了，因此，当他在十年后为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治已病”时，对照当初“治未病”那些文字写下按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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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件事我想到，作为编辑，要编好一位作者的书，要做到对某段文字的增减得当，甚至对某个措辞的选择，除编辑技能外，必须结合为特定作者“定制”的知识背景、交往经验甚至情感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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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读完能够找到的全部汪丁丁著作，为将来编他的某一本书做最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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