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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图书大世界”形容图书之多。的确，世界充满图书，图书充塞世界，图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生活在图书的层层包围之中。人们常用书山、书海、汗牛充栋、恒河沙数、连窗委栋、擢发难数、积如丘山等词语形容图书之多，一点儿也不过分。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国，众多褒贬不一的“读书迷”，有五花八门的称号，清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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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目郑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晋杜预有“左传癖”，人目之曰“武库”，言胸中无所不有也。江祏目许懋为“经史笥”；梁世目任昉为“五经笥”。褚遂良目谷那律为“九经库”；又目虞世南为“行秘书”，皆美其淹识群书也。至晋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刘柳惟读《老子》，迪每轻之，柳曰：“卿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矣。”唐李善淹贯古今，不能属辞，人号“书簏”；齐陆澄世称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不就，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似犹有讽焉。他如宋宜黄李郛，文学浩博，人号为“书厨”；福清郑格，博闻强记，时亦号“书厨”；莆田李纲，通诸史百家，人亦目为“书厨”；通州张大中，群经百氏，一览不忘，人目为“黑漆书厨”；邛州吴时敏，于为文未尝属稿，人目之为“立地书厨”，明武进陈济，六经子史，无不究竟，时称为“两脚书厨”；南海唐奎，遍览诸书，称为“唐书柜”。或有过誉，要皆美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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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打开一部词典，就会发现由“书”组成的关键词滚滚而来，如：书卷、书帙、书城、书籍、书笈、书笥、书香、书院、书袋、书钞、书桌、书台、书种、书影、书录、书虫、书囊、书楼、书厄、书跋、书口、书脊、书缝、书祸、书价、书史……由图书而命名的斋堂室名也很多，如读书堂（司马光）、书阁（叶梦得）、万卷楼（尤袤）、野史亭（元好问）、汲古阁（毛晋）、赖古堂（周亮工）、士礼居（黄丕烈）、思适斋（顾广圻）、十驾斋（钱大昕）、积古斋（阮元）、四当斋（章钰）、双鉴楼（傅增湘）、瓜蒂庵（谢国祯）……甘桁《斋名集观》（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著录的1000多个室名大多与图书有关。与图书有关的行业也很多，如书店、书铺、书局、书肆、书林、编撰、出版、发行、藏书、校勘、辨伪、辑佚……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少生意和图书有关。与图书有关的故事也很多，如囊萤、警枕、映雪、三余、三上、推敲、祭书、断织劝学、凿壁偷光、一字之师、著书自娱、露钞雪纂、断齑划粥、十年磨一剑、三年不窥园、头悬梁锥刺骨……詹文元等编《勤学成才故事160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讲的都是与图书有关的故事，该书第76则故事云：唐代武后年间，河阴有位叫郗珍的人，家贫如洗，但酷爱读书。晚上没有灯光，不能读书，非常苦闷。突然发现富户邻居的墙角有一线灯光，郗珍便仿照汉代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把透光的缝隙凿大，趴在地上读书，津津有味。后来，邻居发现了这个秘密，一纸诉状把郗珍告上官府，诬称郗珍意欲盗窃财物。郗珍实话实说，称自己为了借光读书，并无他意。县官康庭芝亲自审理此案。他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作出一审判决，在《对求邻壁光判》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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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珍荷衣横带，缉柳编蒲，有贱赢金，将希片玉。南都自富，北郭实贫。殊谢梁鸿，不求因热。乃如苏季，愿借余光。已接武于匡衡，方齐踪于越。室仞非邃，未窥夫子之墙；纺绩可兼，辄凿邻人之壁。情非窃伏，事涉穿窬。抑有前闻，宜征故实。请从按记，不合论辜。（《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康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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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广武，因在黄河南岸，唐称河阴县。与图书有关的学问更是多如牛毛，如周易学、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学、史记学、汉书学、尔雅学、本草学、水经学、通鉴学、文选学、四库学、红学、经学、史学、子学、编撰学、版本学、传播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阅读学、目录学……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研究向细密发展，学中有学，学又有学，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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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图书知多少？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就拿线装古籍来说，我在《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曾据下列数字进行过一次粗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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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丛书2797部，子目7万种，去其重复，计有单种文献3889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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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乾隆以前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至少有1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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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乾隆以后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据孙殿起《贩书偶记》与《贩书偶记续编》著录，计有1，6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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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著录方志82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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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经单种文献42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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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藏单种文献15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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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据全国59个图书馆联合编制的《中医图书联合书目》著录，中医单种文献约有766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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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碑帖、舆图不少于1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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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少数民族语言图书不少于1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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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车锡伦编《中国宝卷总目》著录成代宝卷157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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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著录家谱1471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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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谢巍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历代年谱625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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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许保林编《中国兵书知见录》著录存世兵书230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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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杨忠、李灵年编《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清人别集4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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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王宝平等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和刻本306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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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15个数字相加，共得线装书174380种，去其重复（还有少数现代著作、平装图书等），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总数当不少于15万种。如果加上复本，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当不会少于1000万册。历时15年编撰成功的《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79337卷，共计9，97亿字。18世纪中叶，法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共计2268万字，《四库全书》是它的44倍。若把《四库全书》约4000万页逐一摊开，首尾相接，可绕地球赤道1，34周，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见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实际上，古代图书可分两个大类：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二者相比，由于自然老化、天灾人祸等原因，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历代许多文献学家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无功而返。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浩如烟海”四个字作为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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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没有“单干户”。现在，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出版专业有“古籍编撰史”、“古籍出版史”等；图书馆学专业有“古籍分类”、“古籍编目”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壁垒分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有中分天下、一决雌雄之势。静言思之，这些学科局于一隅，实则专科文献学，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对于各个专业来说，从微观上划分“势力范围”，固然需要，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也不可少。只讲微观，不讲宏观，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局者“迷”在微观，旁观者“清”在宏观。从横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大千世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纵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悠悠岁月，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当局者”跳不出一地、一时、一人、一书的狭小范围，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能“会通”地研究问题，因而迷惑不解。苏轼《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是“当局者迷”的形象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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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经由图书出版、图书传播、图书收藏、图书阅读、图书变异、图书整理，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其中，“传播”包括书业中心、畅销书、中外交流等；“收藏”包括目录、分类、保护等；“阅读”包括标点、训诂、检索、翻译等；“变异”包括伪书、散佚等；“整理”包括校勘、辨伪、辑佚等。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环环相扣、周而复始、螺旋式上升、不断发展的历史，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