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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15个数字相加,共得线装书174380种,去其重复(还有少数现代著作、平装图书等),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总数当不少于15万种。如果加上复本,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当不会少于1000万册。历时15年编撰成功的《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79337卷,共计9,97亿字。18世纪中叶,法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共计2268万字,《四库全书》是它的44倍。若把《四库全书》约4000万页逐一摊开,首尾相接,可绕地球赤道1,34周,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见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实际上,古代图书可分两个大类: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二者相比,由于自然老化、天灾人祸等原因,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历代许多文献学家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无功而返。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浩如烟海”四个字作为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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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没有“单干户”。现在,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出版专业有“古籍编撰史”、“古籍出版史”等;图书馆学专业有“古籍分类”、“古籍编目”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壁垒分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有中分天下、一决雌雄之势。静言思之,这些学科局于一隅,实则专科文献学,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对于各个专业来说,从微观上划分“势力范围”,固然需要,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也不可少。只讲微观,不讲宏观,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局者“迷”在微观,旁观者“清”在宏观。从横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大千世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纵的方面看,“当局者”没有看到悠悠岁月,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当局者”跳不出一地、一时、一人、一书的狭小范围,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能“会通”地研究问题,因而迷惑不解。苏轼《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是“当局者迷”的形象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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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经由图书出版、图书传播、图书收藏、图书阅读、图书变异、图书整理,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其中,“传播”包括书业中心、畅销书、中外交流等;“收藏”包括目录、分类、保护等;“阅读”包括标点、训诂、检索、翻译等;“变异”包括伪书、散佚等;“整理”包括校勘、辨伪、辑佚等。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环环相扣、周而复始、螺旋式上升、不断发展的历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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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认识,我拟把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分为“中国图书编撰史”、“中国古书编例史”、“中国图书官修史”、“中国图书序跋史”、“中国图书抄写史”、“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图书刻印史”、“中国图书版本学”、“中国图书装帧史”、“中国图书插图史”、“中国图书发行史”、“中国图书广告史”、“中国古代禁书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国古代聚书史”、“中国秘书省藏书史”、“中国图书散佚史”、“中国图书目录史”、“中国图书分类史”、“中国图书保护史”、“中国图书阅读史”、“中国图书训诂史”、“中国图书翻译史”、“中国图书整理史”、“中国图书校勘史”、“中国图书辨伪史”、“中国图书辑佚史”、“中国图书与生态文化史”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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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读书、著书、教书的一生。生活就是图书,图书就是生活。用“嗜书如命”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除了文盲,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图书,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图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爱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鲁迅先生也很爱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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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而已集·读书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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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编一套关于图书文化的丛书,表达我们对于图书的无限感激之情。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收入《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暂时只有以下13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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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图书史》 曹之著 (二)《中国古籍编撰史》 曹之著 (三)《中国古书编例史》 马刘凤、曹之著 (四)《中国图书官修史》 霍艳芳著 (五)《中国古籍序跋史》 王国强著 (六)《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 王国强等著 (七)《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曹之著 (八)《中国古籍版本学》 曹之著 (九)《中国图书发行史》 孙文杰著 (十)《中国秘书省藏书史》 郭伟玲著 (十一)《中国图书散佚史》 李玉安著 (十二)《中国古代的藏书印》 吴芹芳等著 (十三)《中国古籍校勘史》 罗积勇等著 其中,《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中国古籍编撰史》三书已于多年前出版,社会反映尚可。武汉大学出版社坚持要把三书纳入该丛书一并出版,我也只好遵命,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美意。该丛书作者大多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有的已是教授(研究馆员)或博士生导师,且已出版过多种著作,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写作经验。2007年年底,《中国图书文化史》初定书名、著者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几年来,作为主编,我做了以下事情:(一)草拟分册提纲。提交编务会议进行讨论,以期集思广益,统一认识。(二)编制《中国图书文化史资料索引》。把知见材料公布于众,按照内容发给著者参阅。(三)举办小型资料展览会。2008年3月至4月30日,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举办了一次小型资料展览会,我把自己的部分读书笔记《目耕录》42册、剪报资料《刀耕录》40册和私人藏书97册,面向《中国图书文化史》著者公开展出,读者可以抄写、复印或拍照。资料者,天下之公器也。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大家,资源共享。(详《图书情报知识》2008年第3期卷首语)(四)互通情报。著者遇到什么问题,可随时通过各种方式向主编反映;主编如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有什么新的“发现”,可随时向著者“通气”。(五)借阅图书。《中国图书文化史》著者随时可以向主编借阅有关资料,主编藏书犹如《中国图书文化史》的“资料室”、“图书室”,全天候面向各位著者。(六)从2007年年底到2011年,先后八次召开编务会,并印发会议简报。每次会议重点强调两个问题:一是抓紧时间,时不我待。既然我们已经签订合同,作出承诺,就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二是创新意识,宁缺毋滥。大家认为,如果没有创新之处,宁可不写,不能徒灾梨枣。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珍惜这次机会,精心打造传世之作。否则,无法向读者交待,无脸见“江东父老”。此外,还就书名、编例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统一认识。不过,还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时间下限问题。《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时间下限一般定在辛亥革命(1911年)清代灭亡为止,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图书的内容或超越此界。二是关于《中国图书文化史》的整合问题。由于《中国图书文化史》内容较广,涉及问题较多,加上各位著者认识水平不一,各书之间或有重复,间有不大统一的地方,敬祈读者谅解。当然,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聚讼纷纭,还没有形成共识,著者各抒己见,也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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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图书文化史》终于出版了。我对各位著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没有各位著者的密切配合,编制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要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没有它们的鼓励和支持,编制这套丛书也是不可能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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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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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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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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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例,是存在于图书编撰中的共性,是图书编撰者写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也即图书编撰方法的运用和体现。其内容非常广泛丰富,它涉及图书编撰的方方面面,包括图书的书名、收录范围、选录标准、版本依据、编排方式、引书、人物称谓、书写形式、符号使用等。著作一旦形成,同时便具有了自身的编写方式。中国古代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编撰经验,图书编撰的方法也不断创新、改进和发展,对古代图书的编例进行研究和总结,不仅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继承文化遗产;而且能够借古鉴今,促进现代图书编撰事业及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21世纪初,我国举全国之力纂修清史,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国家召集了海内外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全书的体例进行讨论,各位专家学者借鉴以往修史的经验,认真研究过去史书的体裁和体例,经过长期多次的商讨和大量的调研,最终确定了“新综合体”的清史体例,以通记、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构成总体框架。其中,通纪分为清建立、入关、康熙之治、雍正改革、乾隆统一中国、清朝中衰、外国侵略和农民战争、清自强运动、最后衰亡8卷。典志分为天文历法、地理、人口、民族、法律、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交通、财政、学术、西学、诗文小说、戏曲书画等35志39卷。传记分为22卷,记载有约3000人的传记。史表有29卷。图录部分有10卷,反映清朝的舆地、生产、商贸外贸、军事、民俗、建筑、艺术、宗教、历史人物肖像等情况,其中肖像包括画像和照片。可以看出,这是在继承借鉴了古代纪传体史书编写方法的基础之上,吸收其长处之后加以改造创新而成的新的编写形式。因此,对古书编例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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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师从曹之教授。先生是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专家,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中国古籍编撰史》是其著作之一,曾获多项殊荣,其中内容涉及古代图书的编例。先生在讲授该课程及平时交流时多次提到,古书编例是图书编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人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希望学生们能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而在读博期间,我就开始了古书编例的初步研究。之后,曹之老师作为主持人,我作为主要参与者以古书编例为题共同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获批后,曹老师不幸被检查出患有重疾,无法完成后续研究和写作任务。后续阶段在项目申报时期的成果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内容上有新的扩充和充实,大量古籍资料和数据需要一一核准落实,这些工作均由我负责完成。书稿完成之后,为了尊重客观的实际写作情况,也为了保护我的著作权益,曹之老师要求将我作为第一著者进行署名。武汉大学出版社将有关情况报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并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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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六章,其中第一、第二章是从宏观角度对古书编例所进行的理论探讨,第一章论述了古书编例的定义、内容、类型和价值作用,第二章分五个时期,纵向展示古书编例的发展历史。第三章从古书整体的角度对其编例进行研究,包括古书书名、著者题名、计量单位、著作方式、避讳五个方面。第四、第五章从微观角度对史部图书、集部图书的编例进行研究。第六章归纳了古书编例发展的四个特点,并分析了影响其发展的五个因素。本书写作之初,意欲对经、史、子、集四部图书的编例分别进行研究,但在搜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发现,经部与子部图书的编例不像史部与集部图书的编例那样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大多可以古书通例赅括。因而成书之时,经部与子部图书的编例没有单独成章,而在第三章“古书通例”部分进行了说明并予以体现,最后一章中亦有所涉及。本书第五章由曹之老师执笔撰写,其余各章均由本人执笔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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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撰写过程中曾得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诸位教授中肯有益的建议,在此深表谢意。武汉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编审颇费心力,朱凌云老师就许多细节问题不厌其烦多次商讨,在此深深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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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识、精力所限,书中不当与漏误之处不能避免,因而心中常感不安。作者敬祈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希望能与更多的同仁进行交流与探讨,不断改进完善将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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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刘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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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6日于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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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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