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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文中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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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作者在为前代著作作注时，为了避免同类情况的重复注释，往往在注文中随文起例，说明其注释之义例。唐李善注《文选》即采用此法。此书注文中编例有20多处，有说明编排体例的，有说明注文释义内容的，有表明加注用意的，不一而足。(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的按语是另一种形式的注文，其中也含有编例内容。《四库全书总目·畿辅通志》提要后有案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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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皆以总督巡抚董其事，然非所纂录，与总裁官之领修者有别，故今不题某撰，而题某监修，从其实也。监修每阅数官，惟题经进一人，唐宋以来之旧例也。谨于此书发其凡，后皆仿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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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语不仅说明了《畿辅通志》著者著录的方法，而且告诉读者，《总目》中类似情况的著录一依此例，实是发凡起例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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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文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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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后，编例便开始作为专篇独立于序文之外，列于书籍之中。专篇的编例较多位于卷首，列于序文之后。但也有少数图书，其专篇编例不在卷首，或列于书籍正文之后，位于全书之末，如南宋萧常所编修《续后汉书》的编例即是如此；或与本书别行，不一同刊布，如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有手定编例，不附本书刊行，后其曾孙司马伋掇拾残稿，整理出《资治通鉴释例》1卷（见附图3）；或列于书籍各卷之首，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如清杜知耕撰《数学钥》，全书6卷，每卷之首均单列编例数则（见附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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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位置大致有以上几种情况，作为专文出现以前，编例大多是隐含于序文、进书表、正文或注文中；作为专文出现以后，编例独立成篇，一般作为图书整体构成的一部分而列于卷首。但此时前四种形式的编例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不同的著作当中。有些著作则既具有卷首编例明文，亦有随文所发之例，如唐陆淳《春秋集传辨疑》10卷，书首冠以编例专文一篇，共17条，“但明所以删节经文传文之故”(25)，而其去取之义，则随文起例，“仍经文年月以次说之”(26)；南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30卷，既有“正例、杂例凡十五条”(27)，而“其余变例有该括不尽者随事斟酌而书之”(28)，也是随文而起例。《四库全书总目》既有书首“凡例”20则，又有各类序、小序中编例，意有未尽者又在案语中说明，正文中也间有编例之语，编例存在于整部图书的各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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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适用范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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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适用范围划分，编例可分为古书通例、一类书之编例、几种书之编例、一书之编例。古书通例是适用于所有古籍的编例，是就图书整体而言的（详见第三章）。一类书之编例是指适用于某一类图书的编例，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年（1412年）和十六年（1418年）分别颁布《修志凡例》和《纂修志书凡例》（见附录），作为编修方志的原则和标准，这两部凡例就是适用于地方志这一类图书的编例。几种书之编例是指适用于几种图书的编例，元代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诏修宋、辽、金三朝正史，就首先制定了“三史凡例”五条来统一编写规范，此凡例即是为宋、辽、金史三部史书所制定的编例。一书之编例就是只适用于一部书的编例，这是最常见的图书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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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编例种类繁多，清江藩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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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书必有本书之大例，有句例，有字例。学者读时，必先知其例之所存，斯解时不失其书之大体。如《易》明天道，《诗》尽人情，《书》道政事，《礼》详制度，《春秋》多微词，《尔雅》记言语异同，《论语》言治道不言治法之类，此各书之大例也。而《易》无虚象，《诗》无达诂，《书》有各代史笔之不同，《春秋》有三传记载之各别，《三礼》典制异而统同，《尔雅》训诂同而亦异，此句例字例之宜讲也。注家亦有例，如马、郑之《易》皆费氏古文，伏、孔《尚书》今古互异，毛公传《诗》亦守古本，郑注《三礼》则据金今文，何氏、范氏深通公、穀之义，贾逵、服虔乃得左氏之传，此注家之例之分也。至于诸子各史皆有大例，学者欲读其书，宜先知其例。书例既明，则其义可依类而得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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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图书编例大至全书宗旨，小到行文字句，无可穷尽。以上编例类型是就“凡例”专文所作大而言之的划分，其他各种具体的编例则数不胜数，以下章节将有专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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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四、古书编例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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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撰的依据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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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序例》篇中指出编例对于史书的纲领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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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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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无论是著之于文，或记之于心，行文运笔之时，编例必了然于著者之胸，这样整部书才能编排得当，浑然一体。古代官方修书，编撰之人往往数十，大型图书的编撰甚至有成百上千人，因此必须制定编例才能统一众人的修书标准，保证全书编写的整齐划一。清康熙时纂修《明史》，朱彝尊第一次向史馆总裁上书即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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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譬诸大匠作室，必先以规矩，然后引绳运斤，经营揆度，始可无失尺寸也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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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历任馆事者亦多于修史之例有所发明，如徐乾学兄弟成《修史条议》，汤斌成《明史凡例议》及《本纪条例》，施阎章、沈珩均上《修史议》，潘耒上《修明史议》，王鸿绪成《史例议》，汪由敦成《史裁蠡说》，《明史》修撰的第一步即是制定本书的编例。他们都纷纷强调编例的重要性，并从不同角度加以详细讨论和说明，或论整体，或论一纪一传一志之书法，或论一事之笔法，不一而足，其讨论过程伴随史稿修定始终，成为纂修《明史》的重要原则。正是由于《明史》体例严谨，编排精审，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32)，可见编例直接关系一书的质量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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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是第一部宋代诗歌总集，全书约4000卷，分72册，共收两宋11万余位诗人的20余万诗作。其书虽然取材广泛，收罗宏富，但缺误亦时而有之。该书出版之后，相关学者深入研究，多有订误补漏之作，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房日晰和房向莉根据《全宋诗》“凡例”第十一条，从各类文献中辑出华岳、张先、释道璨等7家共18首佚诗。《全宋诗》“凡例”第十一则云：“凡旧籍中一诗互见数人集中或名下而难以确定归属者，一律重收，各于题下互注又见。凡可确证系他人之诗而误收或误题者，则移入存目，并说明原由。”(33)据此，二位研究者认为，“《全宋诗》的补遗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上进行：一、确系宋人诗作而《全宋诗》失录者；二、《全宋诗》已录，但旧籍又在另一作者名下出现，且无法判断究为谁诗，可以互见处理者；三、《全宋诗》已录，但旧籍又在另一作者名下出现，基本可以判定其误，仍作为存目，可供参考者”(34)。并根据“凡例”规定，辑录出符合《全宋诗》全书编例的18首佚诗。编例是著述者写作的矩彟，由此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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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指南和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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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展示了作者写作的思路、编撰的方法以及全书的主旨思想，读者掌握了全书的编例，对于阅读图书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能够提高利用本书的效率。对于一些大型的工具书来说，尤其如此。古代的字书、韵书、类书、政书、书目著作等一般都有编例，而且随着图书编撰的发展，编例愈来愈繁密详细，由于这些图书主要是供读者查考之用，因此其编例主要是向读者说明本书的收录范围、所分部类、编排次序及注音释义的体例。读者在使用这些工具书的时候，如果不先通过编例了解本书的编排，使用起来会非常困难耗时，甚至会不知所云，根本无法使用，因此通过阅读编例，读者能够执简驭繁，以少统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基于此，张舜徽曾说，编例“施于初学，尤为切要”(35)。而语言学家王力则更为直接地指出，编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读者“切勿忽略”。(36)他要求学生们重视编例的阅读，首先在总体上把握全书的特点和大致内容，然后再去具体阅读各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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