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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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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史料价值主要通过政书凡例的内容体现出来,政书是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其编例中也常常有关于某一制度沿革的记载,这些资料具有史料价值,可为历史研究者提供资料。如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修《清文献通考》“凡例”载历代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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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龙兴,东土创铸钱文以资民用,嗣是宝泉、宝源之设,轻重协宜,圜函精好。各省局炉座或设或停,随时调剂。迩者西陲底定,复颁钱式于回部各城,开铸乾隆通宝钱,俾荒服之氓,咸昭法守。按马《考》叙,钱币以刀布为下,则秦汉以后,皮、币、龟、贝皆滞于行;使两宋兼用楮币,其制起于交子、会子;元明则沿用宝钞,国家钱货充盈,无藉钞法之用,故顺治年间虽暂时行用,旋即停止,则有钱无币,实为我朝良法。若白金之用始于汉武之白选;六朝迄唐,交广之域,兼用金银;金时铸银名承安宝货,此以银为币之始;前明中叶始令税粮得收纳白金,其用益广;我朝银钱兼权,为上下通行之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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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凡例叙述了从先秦到清代各朝货币的使用情况,特别说明了白金的发展和使用历史。《清文献通考》是清代典章制度的记载,但“凡例”中对历代货币的情况都作了介绍,读者可以对货币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此书“凡例”中还有关于宗庙、州郡的历史发展情况;其他政书如《续文献通考》“凡例”中有历代职官的设置情况,也有钱币发展史的记载。政书编例中的史料是比较丰富的,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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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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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版本学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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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考证一书的版本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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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同书异本现象大量存在,不同的版本在内容及编排上都存在差异。因此,阅读古籍之前,版本的选择非常重要,对读者尤其是研究人员来说,差之毫厘,就有可能谬之千里。考证图书的版本源流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它有利于我们鉴定版本的优劣,为学者提供较好的阅读底本。对图书版本一源十流的情况进行梳理,就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寻找相关的内容记载,如前所述,古籍编例中经常会说明此书所依据的版本,如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品第及字样都依据明重刻宋大观本唐慎微本所载白字本经,元胡炳文《四书通》以宋祝洙本为定,清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以其父收录本为据,等等,这些记载和说明都有利于一书版本源流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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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版本鉴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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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图书本身的编排方式是版本鉴定的一个重要依据,而编排方式是编例的主要内容之一。任何一本图书,都有其特定的编排体例,因此可以根据图书的编排方法来鉴定版本。旧本《战国策注》题汉代高诱注,而《四库全书总目》通过考订,并结合其他条件认为,宋姚宏序中所言之编排体例一一与其书相合,故“其为宏校本无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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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编例提供版本鉴定的其他依据。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认为,除了编排方式,鉴定版本的依据还有图书的卷数、学术源流、名物制度、内容时限、篇目安排、内容文字等诸多方面。(38)编例中含有卷数、内容时限、篇目安排等方面的内容,前面已经举例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学术源流、名物制度、内容文字方面的说明,编例中所载不多,但也有所述及。其实,编例中的各项内容,都可以作为鉴定此书此本的依据,因为每条编例都是对此书此本特点的具体描述,也只有此书此本才会具备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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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编例对一些同书异本的差异之处作了记载,这为我们鉴定版本提供了资料依据。元代胡炳文《四书通》凡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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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氏以刊于兴国者为定本,今细考其文义,如“为政以德”旧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本作“有得于心”,后本又改作“得于心而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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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段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兴国本、祝本与后本三者在内容文字上的不同,从而对三本作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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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例专文中有鉴定版本的具体成例。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凡例”(见附图5)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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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校诸本,有曰宋板者,乃足利学所藏《五经正义》一通,所以识其为宋板者,字体平稳如钱大,款格宽广,每行字数参差不齐,绝无明世诸刻轻佻务整齐者之态。且凡字遇宋诸帝讳辄缺其点画,如殷作,作,作,敦作,眩作,徴作,敬作,讓作,慎作之类,各避其所讳也。臣向得唐九成宫石刻谷梁传残本,高祖讳渊作,太宗讳世民作,又尝阅唐宗八分书墨刻《孝经》亦尔唐宋之际避讳之例,可以见也,以此验之其为宋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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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从字体、行款、避讳三个方面说明了学中所藏《五经正义》为宋版之书的根据。此书的其他诸条编例还从文句、跋文、落款、体例、字体等方面考订其他书籍为古博士家所藏之写本。总之,此书编例对古籍版本的鉴定兼顾了图书内容与形式,综合运用了版本鉴定的多种方法,为版本鉴定的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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