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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图书本身的编排方式是版本鉴定的一个重要依据，而编排方式是编例的主要内容之一。任何一本图书，都有其特定的编排体例，因此可以根据图书的编排方法来鉴定版本。旧本《战国策注》题汉代高诱注，而《四库全书总目》通过考订，并结合其他条件认为，宋姚宏序中所言之编排体例一一与其书相合，故“其为宏校本无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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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编例提供版本鉴定的其他依据。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认为，除了编排方式，鉴定版本的依据还有图书的卷数、学术源流、名物制度、内容时限、篇目安排、内容文字等诸多方面。(38)编例中含有卷数、内容时限、篇目安排等方面的内容，前面已经举例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学术源流、名物制度、内容文字方面的说明，编例中所载不多，但也有所述及。其实，编例中的各项内容，都可以作为鉴定此书此本的依据，因为每条编例都是对此书此本特点的具体描述，也只有此书此本才会具备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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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编例对一些同书异本的差异之处作了记载，这为我们鉴定版本提供了资料依据。元代胡炳文《四书通》凡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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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氏以刊于兴国者为定本，今细考其文义，如“为政以德”旧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本作“有得于心”，后本又改作“得于心而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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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段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兴国本、祝本与后本三者在内容文字上的不同，从而对三本作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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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例专文中有鉴定版本的具体成例。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凡例”（见附图5）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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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校诸本，有曰宋板者，乃足利学所藏《五经正义》一通，所以识其为宋板者，字体平稳如钱大，款格宽广，每行字数参差不齐，绝无明世诸刻轻佻务整齐者之态。且凡字遇宋诸帝讳辄缺其点画，如殷作，作，作，敦作，眩作，徴作，敬作，讓作，慎作之类，各避其所讳也。臣向得唐九成宫石刻谷梁传残本，高祖讳渊作，太宗讳世民作，又尝阅唐宗八分书墨刻《孝经》亦尔唐宋之际避讳之例，可以见也，以此验之其为宋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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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从字体、行款、避讳三个方面说明了学中所藏《五经正义》为宋版之书的根据。此书的其他诸条编例还从文句、跋文、落款、体例、字体等方面考订其他书籍为古博士家所藏之写本。总之，此书编例对古籍版本的鉴定兼顾了图书内容与形式，综合运用了版本鉴定的多种方法，为版本鉴定的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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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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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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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编例的发展历史（详见第二章），我们知道，早期的编例附载于序文之中，后来才渐渐脱离出来。编例独立成篇之后，并没有完全摆脱序文的影响，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序言的许多特征，留下了序言的种种痕迹。因此，编例或称“序例（叙例）”。虽然编例内容涉及了图书编撰的各个方面，但从图书编撰的发展历史来看，有关图书编刻经过的情况说明并非编例内容之正宗。一般而言，成书缘起、著书时间、著述过程、书名解释、版本情况等都应当是序言的内容，而其转置于编例之中，正说明了编例脱胎于序文，由序言演化而来，因此编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序言的作用，有些编例甚至可以代替序言。清钱澄之著有《田间易学》12卷，卷首有“凡例”14条，其中4条均是说明其著书刻书的缘起和经过的（见附图6），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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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吾家自融堂先生以来，家世学《易》，先君子究心五十余年，临没之年乃有所得，口授意指，命不孝为之诠次，录诸简端，不孝亦间有己见，为先君子所首肯者，亦并载之，名曰《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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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渡时予罹党祸，变姓名逃诸吴市，遇漳浦黄先生舟过吴门，遥识之召使前，慰勉之余，教令学易，不数月，吴下大乱，家室丧亡，窜身入闽，困闽山者三年，每念先生教，辄思读《易》，其《见易》旧解遗亡殆尽，又无书可借，唯记诵章句默寻经义时有所获，久之成帙，目曰《火传》。盖以家园屡经兵火，所藏故本应付灰烬矣；又以薪尽火传，即此犹是先君子之遗教也。既归里，诸集散失，而《见易》一编岿然独存，因取与《火传》证之，前后雷同居多，乃尽删后说，唯微有异者则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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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书未脱稿即付儿子法祖藏诸笥中，初不意其能读也。戊申冬，儿陨于盗，藏书尘封，不忍捡视。久之，启其笥，则业已诠次成集，而又得其《问易堂私识》一编。问易堂者，法祖读书处也。间有可采，聊存十数则于集中，不忍没其苦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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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书集既成，携至都门，为老友严颢亭所赏，留诸行笈，欲为付梓。予既归，颢亭病殁，其书遂不知所在，会昆山徐健庵昆仲要予谈易，既无副本，又老而善忘，乃取所存旧稿重加编辑。因考证诸书，凡吾昔所矜为创获而业为前人所已说者，皆削去己见，一归诸前人，宁为述者可也；或因读诸书偶有触发，出于《见易》、《火传》之外者，谓之今按；凡图象卦爻之义，觉今按尤详，其专书按者，皆系考详非己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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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易学》凝聚了钱澄之一家三代几十年的心血，书稿几经散聚，成书历经周折，编例将其成书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作者的苦心与勤奋、著述的艰辛与不易，详备其中。加之其他内容的补充，此编例俨然是一篇完整的序文，正由于此，《田间易学》书前只有“凡例”，没有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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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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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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