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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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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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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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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刘知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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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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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浦起龙注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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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体尽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一，《尚书》，记言家也；二，《春秋》，记事家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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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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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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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班固、刘知幾、朱熹都认为《尚书》为记言体裁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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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并不赞同这种把上古书籍记言、记事截然分开的做法。浦起龙认为所谓记言和记事的说法，是汉代经学家的主观区分，而非《尚书》本身之实，他说：“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理势本自相连，珥笔如何分记？况左右配属，班、荀之与郑、戴，又各抵牾。此等皆出汉儒，难可偏据。”(22)章学诚亦不同意将记言记事严格划分开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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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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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之所以认为《尚书》非记言体史书，是由于分记事言的左史、右史两官名未见于记载周代官制的《周官》之中，而两官也未有其他文献流传于世，故而《尚书》为记言之书无从说起。“左史”、“右史”两官产生于何时？其地位如何？主要职责是什么？这是史学界诸多学者长期研究而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是，《周官》中虽无左、右史的记载，先秦其他的文献中却屡有所见。《逸周书·史记》云：“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24)《竹书纪年》中有同样记载：“（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25)《国语·楚语下》云：“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6)《文选·思玄赋》注引《古文周书》曰：“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寘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皇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蟲飞集户，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阙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27)可见，戎夫、史豹、史良是周穆王时的左史之官。《左传》中也有不少左史的材料。右史之名不见于现在所知古籍中，但是有关学者将西周青铜器《利簋铭》中的“又事”释为“右史”(28)。可见，左史、右史之官确实存在。虽然他们的职责无法具体确定，但不能因此就否认没有记事记言的分工，因此，按记言、记事分别记录历史是有可能的，《尚书》专录记言文献也是有可能的。至于《尚书》中有记事之文，我们可以看做是刘知幾所认为的“体例不纯”，而不能完全否认它的记言性质。唐宋明清时期所编纂的总集、别集类作品，多有文体不分、乱入类目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中批驳甚多。后代尚且如此，对文献甚为稀少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亦不能过分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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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之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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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最初称《诗》，后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若要说明《诗经》有编例早于《春秋》，必须首先确定《诗经》的成书年代早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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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编纂者，传说为孔子。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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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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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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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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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认为《诗经》篇目是由孔子选定的。但是，由司马迁首倡的孔子删诗之说并无确据，不太可信。其理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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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史记》所言删诗，是在孔子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孔子近七十。而在此之前，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之类的话，如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1)《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都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那么《诗经》的结集当在孔子之前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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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其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可见当时《诗经》已基本定型，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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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先秦文献多有引用《诗经》之文者，这些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范围之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如《史记》所言的三千多篇，照理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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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帮助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其时孔子46岁，早于《史记》所说的孔子自卫返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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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例均说明《诗经》三百篇并非由孔子所删定，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既然如此，《诗经》的成书自然早于孔子因各国历史所作的《春秋》。如果《诗经》具有编例，那么必定早于孔子《春秋》。那么，《诗经》有哪些编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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