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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书》的体例是在《史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比《史记》又有所创新:第一,《汉书》开创断代为史的编纂体例。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43),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后世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第二,改造整齐《史记》首创的纪传史的编纂体裁。“本纪”省称为“纪”;“列传”省称为“传”;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改八“书”为十“志”;增设“艺文志”,开创了在正史中编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对后世正史的编撰影响深远;统一专传、合传的先后次序,《史记》专传、合传的先后次序比较混乱,《汉书》则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边疆各族传;统一各传标目,《史记》传名标目,或以姓,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极不统一,《汉书》除诸王传外,概以姓或姓名标目,统一了称谓。自《汉书》以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的断代史体例发展基本完成,后世修史者虽有小异,但大体以此为标准,沿袭不废。正如刘知幾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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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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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目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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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书目录的产生。远古时期的著作大多单篇流传,图书不需要有目录;后来著作日繁,内容日富,许多著作往往集合多篇而成,为了区别各篇,便产生了篇名。将全书篇名集中排列,就形成了一书之目录,这样,全书内容便可一目了然。原始的目录隐含在序言之中,所以余嘉锡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45)正式的目录大约出现在东汉,《后汉书·胡广传》云:“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佚,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46)这里,“首目”当即《百官箴》的48篇目录。这是古代可考的最早单书目录之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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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要目录、分类目录的创立。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奉诏领校中秘藏书,历时十九年未竟而卒。哀帝又诏刘歆承父前业,用一年多的时间汇辑各书叙录,编成《别录》,又删减种别而成《七略》,编出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的综合性提要目录和分类目录。全书首为辑略,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后六略又将图书分为38种。《七略》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基本上全面反映了秦汉时期的学术发展状况,其分类方法,奠定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图书分类法的基础。虽然随着学术的变化,图书数量的增减,后世出现了四分、七分、十二分等新的分类方法,但《七略》的许多分类原则被其继承、沿用和吸收,《七略》的分类体系影响深远。其中首篇“辑略”说明其他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是六略之总最,诸书之总要,相当于全书之总序。《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后世书目编撰多有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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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史志目录的开创。《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开创了我国史志目录的先例。《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其分类体系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增删改撰而成,变化不大,但是它却开创了在纪传体史书中著录图书的先例,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这一体例对后世目录学尤其是史志目录的发展影响极大,以后历代正史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均有著录国家藏书的经籍志或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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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释之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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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出现了对经书进行注解的著作方式,并颇为盛行,有注、章句、训、故、说、传等多种方式,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诗》有《鲁故》、《鲁说》、《齐后氏故》、《齐后氏传》、《毛氏故训传》、《韩说》等;《春秋》有《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等。汉郑玄遍注群经,其书具有编例,张舜徽《郑氏经注释例》将其概括为沿用旧诂不标出处例、宗主旧注不为苟同例、循文立训例、订正衍讹例、诠次章句例、旁稽博征例、声训例、改读例、改字例、征古例、证今例、发凡例、阙疑例、考文例、尊经例、信纬例、注语详赡例、注语互异例等。其中“发凡例”就是释经之作中对注释体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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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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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图书产生了自序,清赵翼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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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炎云:序,端绪也,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子夏作诗序,其来尚矣。然何休、杜预之序左氏、公羊,乃传经者之自为序也;史迁、班固之序传,乃作史者之自为序也;刘向之叙录诸书,乃校书者之自为序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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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序卦》、《尚书》之序、《诗经》之序,其作者至今尚有争议,我们暂且不论。但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东汉班固《汉书》、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确有作者自作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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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秦两汉时期,还出现了书名(详见第三章第一节)、卷端著者题名(详见第三章第二节)、专科目录等图书编例。《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49),是现有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群书目录。总体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图书编例还不多,不少图书编例还处于初生甚至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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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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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春秋》成书以后,就被认为“一字寓褒贬”,言约指博,具有微言大义,其书法一直是千年来历代学者深深致力的重要研究内容。对《春秋》进行注解的“三传”对其编例多有涉及,但这些都还不是编例专书。到汉代出现了研究《春秋》编例的专著。据《后汉书》本传及《隋书·经籍志》记载,贾逵(字景伯)著有《左氏条例》21篇;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颍容(字子严)著有《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其书《隋书·经籍志》录作《春秋释例》10卷,今二书均佚;《隋书·经籍志》还著录汉郑众有《春秋左氏传条例》9卷。贾逵、颍容、郑众皆为东汉时人,三人所著之书均早于晋代杜预《春秋释例》,可见,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对编例进行研究的专著,只是此时的研究之作仅限于对《春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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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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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的编例基本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作者并不明言其书之编例,编例多隐含在正文之中,读者只有“通贯全书”,才能“发明其例”(50)。张舜徽曾言:“古人著述不言例,而例自散见于全书之中,后人籀绎遗编,多为之方以穷得其例。”(51)《春秋》正文并没有关于编例的明文,其编例是后人分析研究发现的。杜预所谓的“发凡以言例”,是指《左传》中“凡……”的句式,这些是《左传》作者经过对《春秋》经文的分析而总结出来,而非孔子所述。如:宣公十六年,《春秋》经文记曰:“夏,成周宣榭,火。”《左传》在引述经文之后,起例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左传》中这种言凡发例共有五十处,除此之外,还有以“书曰……”或“君子曰……”为句式的变例,这些也都是隐寓在《春秋》正文之中的编例。汉代出现序文之后,作者会在序文中言及图书编例。司马迁《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叙传》里都有全书的写作旨趣和撰述要点。清经学家皮锡瑞因而说:“凡修史皆有例,《史记》、《汉书》自序,即其义例所在。”(52)冯友兰曾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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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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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史记》、《汉书》中的纪、表、书(志)、传多有小序,其中也含有编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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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三、魏晋南北朝——初步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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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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