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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按照一定方式分门别类进行编排的图书，魏晋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类书——《皇览》，它是由魏文帝曹丕组织许多儒生编撰而成的，主要负责人有桓范、王象、缪袭等。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均有著录。此书早已散佚，后世虽有一些辑佚本，但所存不多，难以窥其全貌。据《三国志·魏志》记载，该书“撰集经传，随类相丛，凡千余篇”(61)。鱼豢《魏略》称：“为部四十余，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62)可见，《皇览》在“经传”（即五经群书）的范围内，按照“随类相从”（即把同一类的内容编在一起）的编撰原则，分为四十部。“其书采集经传，以类相从，实为类书之权舆”(63)，开了我国编纂大型类书的先河。后世的各种类书，许多沿袭《皇览》的体例格局，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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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体总集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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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所收作品限于一种文体，是一体总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多体总集，即收录多种文体的总集。曹丕《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64)《建安七子集》编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是古代最早的多体总集。晋代多体总集有挚虞《文章流别集》、杜预《善文》等；南北朝多体总集有梁萧统《文选》和徐陵《玉台新咏》等。其中《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序云：“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65)前言收录范围，后言编排次第。所收作品体裁包括诗歌和散文，具体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等38种文体。《文选》的编排方法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详见第五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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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纪传体史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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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魏收撰《魏书》，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130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其他史书，如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亦均有编例，并有较大的发展，对此，刘知幾云：“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惟令升（干宝字）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粲）、孙（盛）已下，遂一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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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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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产生了自序，魏晋南北朝时期他序产生。他序即作者本人之外的人所作的序文。“其（序文）假手于他人以重于世者，自皇甫谧之序左思《三都》始。”(67)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在未出名之前曾写《三都赋》一部，因是无名小辈，不为世人所重，甚至被评得一无是处；后来左思找到当时文学名人张华，张华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将其推荐给皇甫谧，皇甫谧亦给予高度评价，欣然提笔为其作序，于是，社会权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纸张为之而贵。他人代序自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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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注解方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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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代解释经传的著作增多，对经史著作进行注解，有多种形式，这个时期出现了集解体著作。集解体就是总括诸家见解对经典进行注释的一种著作方式，如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宋裴骃《史记集解》、陈姚察《汉书集解》、晋灼《汉书集注》等。同时，义疏这一注释方式盛行，这比两汉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义疏是经注兼释的一种注解方式，其滥觞于汉代，但在六朝时期为盛。“义疏或称讲疏，本来是玄学清谈和佛门讲经的一种方式。其特点是以疏通文字，讲解义理为主，方式较为自由，内容也较为细致。疏解者既可以围绕本文讲解大义，也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理解。在玄学和佛教的影响下，注释家们也引入义疏的方式来解释儒家经典和其他古籍。”(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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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命名渐渐增多，到晋代已经相当普遍，命名方法也多种多样（详见第三章第一节）。梁代周兴嗣所作《梁皇帝实录》是我国最早的实录体著作，西晋裴秀《禹贡地域图》是我国地理学上最早的拼合地图，这也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图书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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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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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编例的研究仍是集中于《春秋》义例的探讨，其中首推西晋杜预。杜预在《春秋左氏传集解序》中就对《春秋》的编例以及《左传》的解经体例进行了分析总结，其“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为四十部，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只说，释例详之也”。(69)可见，《春秋释例》是杜预汇集诸家学说并加上自己的研究所作的关于《春秋》编例的总结性专著。《春秋释例》原书15卷，分40部，《崇文总目》著录“凡五十三则”，自明以来久佚不存。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仍分15卷，即今之存本，但已非原书。四库辑本分47篇，有公即位例、会盟例、战败例、母弟例等43例，后四篇则为杜预对《春秋》地名、世族、历法等所做的注解。此外，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南齐萧子懋有《春秋例苑》30卷；据《隋志》，南齐杜乾光有《春秋释例引序》1卷，梁代有《春秋左传例苑》19卷；据《梁书·儒林传》，梁代崔灵恩有《左氏条例》10卷；据《北史·儒林传》，北魏刘献之善《春秋》，撰《三传略例》3卷；据《北齐书·儒林传》，北齐张思伯“善说《左氏传》……撰《刊例》十卷，行于时”(70)。这些都是关于《春秋》编例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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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有关《春秋》编例的专著外，三国王弼有《周易略例》1卷。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编例研究的范围扩大，扩展到了《春秋》之外的《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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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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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多在序文中说明本书的编例，编例的说明多以序文的形式出现。汉荀悦著《汉纪》，其自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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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集旧书（《汉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法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殊体，大略粗举。其纪传，所遗阙者差少。而书志，势有所不能尽。烦重之语，凡所引之事，出入删要，删略其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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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荀悦撰《汉纪》，仿《左传》体例，简化《汉书》，按年叙事，在编例上的一个总纲。这个时期，作者往往会在序言中言及本书的编撰宗旨、体例等内容，编例作为序言的组成内容隐含在序文当中，有些序文甚至可以看做是本书的编例，正如刘知幾所云：“若沈宋（沈约之《宋书》）之志序，萧齐（萧子显《齐书》）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72)由于序言中多言及编例，不少图书的序文名称就称为“序例”或“叙例”，兼有序文和编例两重含义，也兼及序文和编例两重作用。范晔《后汉书》有“序例”，今《后汉书》虽存，序例却亡，李贤注中，序例间存一二。如《光武帝纪》注云：“例曰：多所屠杀曰屠。”(73)《安帝纪注》云：“序例曰：‘凡瑞应，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实，故书见于某处；自安帝以下，王道衰阙，容或虚饰，故书某处上言也。’”(74)“例曰”、“序例曰”之后所述内容均为《后汉书》编例之内容。范晔也曾自称《后汉书》“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75)。白寿彝因此推断：“范晔当有‘纪传例’的专篇，这可能是他的创举。”(76)“纪传例”作为专篇，这说明编例已经有脱离序言独立成文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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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四、隋唐五代——持续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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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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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立国不及40年，时间短暂，因而著述无多，前人记录较少。唐代文化繁荣，著述大增，前人多有记录和研究，但《唐六典》、《旧唐书·文宗本纪》、《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周密《齐东野语》、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惠康野叟《识余》、杨家骆《唐代艺文志》等资料的记载颇不划一，出入较大。曹之经过认真比较分析认为，李唐一代著作总数当在60000卷左右。一个朝代拥有60000卷新著，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是相当可观的。五代时期的著作，据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有770部，11750卷。较之前代，隋唐五代的图书数量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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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反映了唐代图书的分类情况。《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都采用四部分类法，在具体细目上与前代相比，有一些分隶改并，但总体区别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二志均于子部增加了专门收录类书的类目，《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类事”一门，著录《皇览》、《类苑》等类书；《新唐书·艺文志》则改“类事类”为“类书类”，类名更加醒目直接。这说明这个时期的类书发展较快，数量较多，故书目专设门类收录。隋代类书有虞绰等《长洲玉镜》、杜公瞻《编珠》、虞世南《北堂书钞》等，数量相对有限；到了唐代，据《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类书13种、3687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则续补32种、1338卷；二者共计45种、5025卷，著名者有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白居易《白氏六帖》等。与类书初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类书的数量大大增加，其类型与编例也进一步增多并继续发展。此外，这一时期所编撰的历代实录、正史有数十种；唐代法典的编撰也相当频繁，据《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刑法志》，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至宣宗大中200多年间编撰的法律类图书有40种；传奇、别集等著作也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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