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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隋书·经籍志》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分类体系。荀勖、李充之四部，以甲、乙、丙、丁为名，只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并未有细目，《隋书·经籍志》则参考历代书目编撰的成果，分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4类，集部3类，四部共40类；后附以道经、佛经目录，道经4类，佛经11类，合于四部，共55类，形成一个有纲有目、结构严谨的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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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是对魏晋以来图书分类法的一个总结，它的产生，使魏晋时期初创的四部分类法走向了成熟，标志着正统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对后代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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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制体史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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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制体史书是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史书，也称为政书，具有通代与断代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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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代典制体。政书是产生于唐代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我国第一部政书《政典》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儿子刘秩于唐玄宗开元末编成。但由于此书叙述比较简略，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和扩大，于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通典》。《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门。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具体的编排作了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77)可见，此书的编排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评论，或写下自己的看法。全书记叙完备，编排有序，条理井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位居“十通”之首。杜佑以前，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成为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并且，《通典》所记以历代典章制度为对象，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又创造了综合性典制体的通史形式。从此以后，典制体史书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保存了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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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典制体。《通典》之后，唐代又出现了另一种体裁的典志体史书——会要体史书。《政典》、《通典》均为通史性质的典志体史书，而会要体则属断代性质，专记一朝一代之典章制度。据《旧唐书·苏弁传》记载，唐德宗时，儒士苏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78)，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章制度。遗憾的是，苏冕所撰《会要》只是保存在《唐会要》之后，未能单独流传下来，我们无法详细了解这部会要体史书的原貌。但从今本《唐会要》来看，苏冕《会要》初具规模，有一定体制，各种史实分类记述，并撰有史论。后来，杨绍复、崔琢、薛逢、郑言等采德宗至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史事，编为《续会要》，以续苏氏之书。《续会要》单本，今亦不传。虽然我们不能确切考察这两部会要体著作的详细情况，但是它们确定无疑地开了会要体著作的先河，又一次丰富了史书的体裁。清学者俞樾曾指出：“观一人之始终，莫如纪传，而甲与乙不相联系；考一时之治乱，莫如编年，而前与后不相贯穿，于是后人又有会要之作。”(79)他认为，会要体史书“盖编年、纪传外，不可少之书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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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书体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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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类书数量较前代大有增加，其体例也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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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书钞》，系唐初的虞世南任隋朝秘书郎时所辑，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类书。据《新唐书·艺文志》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原本173卷，分80部1801类。今本《北堂书钞》仅160卷，乃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据内府所藏明常熟陈禹谟校刊本所录，已非原本。该书从当时各类书籍中摘录名言佳句，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19部，凡852类。每类先以大字摘抄群书字句作为标题，后以双行小字注出书名或征引原文。征引资料重在溯源，叙述较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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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所编，100卷。该书从1400多种古籍中分类摘录，分天、岁时、地、山、水、符命、政治、产业等48部，每部又列子目，共740余类，约百余万言。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诗文在后，均注时代。对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艺文类聚》在编辑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变更了以往类书的常规体制，由专类一事变为事文兼备。在此之前，总集专为汇文，类书专为聚事，二者各司其职，不相联通，《艺文类聚》则合二为一，事与文兼，两者并备，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诚如欧阳修在序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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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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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文兼备的体制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因称之为：“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82)故自晚明以来，冯惟讷辑《诗纪》、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无不资以为宝山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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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记》是唐玄宗时为辅导太子学习徐坚等奉敕编撰。全书共分23部，313个子目。其编次先为“叙事”，次为“事对”，最后是诗文，与一般类书略有不同。其中“叙事”汇集各种资料说明子目标题，提供有关的知识；“事对”列出对偶式的典故，下注出处，供作诗为文时采择；诗文则精选关于本题的诗文佳作，供作楷模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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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部类书是我国较早的类书，其体例的发展有一个演进过程，闻一多指出，《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是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编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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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的体裁，看起来很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是“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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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的编排大体分为两种，按类编排和按韵编排，以上三部类书都是按类编排的。唐代还出现了按韵编排的类书，即颜真卿的《韵海镜源》。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家，自幼打下了深厚的语音文字基础，他留心考订《切韵》，引《法言》、《说文》诸字书进行训解，又增纳经、史、子、集诸书中两字以上成句的词汇，广而纂之，成《韵海镜源》。“韵海者，以牢笼经、史之语，依韵次之，其多如海。镜源者，八体之本，究形声之义，故曰镜源。”(84)可见，这是一部“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按韵编排的一部类书。可惜此书早已散佚，今无法窥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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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跋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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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冠于书前，跋则题于书尾；书序产生于汉代，书跋则产生于唐代。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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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御府字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开元中，玄宗购求天下图书，亦命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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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书跋始于唐代官方藏书的整理。但书跋并非以开元为最早，据《旧唐书·褚无量传》，褚无量奉诏整理内府图书时曾上言高宗：“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86)高宗不从。这说明唐初贞观年间图书已有跋尾，只是那时作跋者非宰相莫属。整个唐代，书跋刚刚出现，数量不多，除了官方藏书题跋外，私人题跋著名者有韩愈《题哀辞后》、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皮日休《读司马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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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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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也是注解经传的一种方式，产生于唐代。“‘正义’是在义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释体式。其形式与义疏相近，但内容与义疏有本质的不同，义疏可以批评旧注，随意发挥解释者自己的理解；而唐人正义只能顺着所采纳旧注的意思进行解释，如果旧注有错误，也必须为之圆融强辩，不可有丝毫的违忤；而且采纳旧注只能独尊一家，即使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只要与注文相左，也不能采纳。”(87)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为经书作注解的书籍，一部经书往往有多家传、注，他们各执其说，不能统一。正义就是要正定群说，定著一义。唐太宗时，命孔颖达等撰修《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7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号曰《五经正义》。这些注释之作从众多的注本中，选定较好的本子，摒弃杂说，同时又依据传、注加以疏通解释，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因此得到了统一整理。《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的读本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均以此为准。此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130卷，征引浩博，也是当时《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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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部道教著作总集《开元道藏》，产生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茶叶专著《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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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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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编例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隋代有无名氏《春秋五十凡义疏》、《春秋左传条例》；唐代主要有啖助《春秋统例》3卷，其书今已不传，但啖助的主要见解存于其弟子陆淳所著的《春秋集传纂例》之中。此书10卷40篇，第10篇至第35篇俱论“例”，分“崩薨卒葬例”、“朝聘如例”、“用兵例”、“都叙会例”、“弑例”、“姓氏名字爵谥义例”、“讳义例”、“名位例”、“杂字例”、“日月为例义”等26例分别加以论述。每例中又多分细目，如“用兵例第十七”就分列“内伐”、“外伐”、“会伐”、“内侵”、“外侵”、“会侵”、“王师败绩”、“内战及败”、“外战及败”、“围”等26细目。虽不免繁琐和穿凿，但对《春秋》编例探索的细化则前所未有。啖、陆《春秋》之学开了新一派的学风，其继起者代不乏人。除此之外，有关《春秋》编例的专著有唐代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20卷、陆希声《春秋通例》3卷、韩滉《春秋通例》1卷、李氏《三传异同例》13卷。有关《周易》编例的著作有唐代邢璹《补阙周易正义略例疏》3卷、庄道名《略例疏》1卷，此二部著作均是在三国王弼《周易略例》的基础上进行注释或补正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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