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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冠于书前，跋则题于书尾；书序产生于汉代，书跋则产生于唐代。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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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御府字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开元中，玄宗购求天下图书，亦命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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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书跋始于唐代官方藏书的整理。但书跋并非以开元为最早，据《旧唐书·褚无量传》，褚无量奉诏整理内府图书时曾上言高宗：“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86)高宗不从。这说明唐初贞观年间图书已有跋尾，只是那时作跋者非宰相莫属。整个唐代，书跋刚刚出现，数量不多，除了官方藏书题跋外，私人题跋著名者有韩愈《题哀辞后》、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皮日休《读司马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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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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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也是注解经传的一种方式，产生于唐代。“‘正义’是在义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释体式。其形式与义疏相近，但内容与义疏有本质的不同，义疏可以批评旧注，随意发挥解释者自己的理解；而唐人正义只能顺着所采纳旧注的意思进行解释，如果旧注有错误，也必须为之圆融强辩，不可有丝毫的违忤；而且采纳旧注只能独尊一家，即使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只要与注文相左，也不能采纳。”(87)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为经书作注解的书籍，一部经书往往有多家传、注，他们各执其说，不能统一。正义就是要正定群说，定著一义。唐太宗时，命孔颖达等撰修《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7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号曰《五经正义》。这些注释之作从众多的注本中，选定较好的本子，摒弃杂说，同时又依据传、注加以疏通解释，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因此得到了统一整理。《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的读本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均以此为准。此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130卷，征引浩博，也是当时《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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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部道教著作总集《开元道藏》，产生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茶叶专著《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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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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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编例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隋代有无名氏《春秋五十凡义疏》、《春秋左传条例》；唐代主要有啖助《春秋统例》3卷，其书今已不传，但啖助的主要见解存于其弟子陆淳所著的《春秋集传纂例》之中。此书10卷40篇，第10篇至第35篇俱论“例”，分“崩薨卒葬例”、“朝聘如例”、“用兵例”、“都叙会例”、“弑例”、“姓氏名字爵谥义例”、“讳义例”、“名位例”、“杂字例”、“日月为例义”等26例分别加以论述。每例中又多分细目，如“用兵例第十七”就分列“内伐”、“外伐”、“会伐”、“内侵”、“外侵”、“会侵”、“王师败绩”、“内战及败”、“外战及败”、“围”等26细目。虽不免繁琐和穿凿，但对《春秋》编例探索的细化则前所未有。啖、陆《春秋》之学开了新一派的学风，其继起者代不乏人。除此之外，有关《春秋》编例的专著有唐代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20卷、陆希声《春秋通例》3卷、韩滉《春秋通例》1卷、李氏《三传异同例》13卷。有关《周易》编例的著作有唐代邢璹《补阙周易正义略例疏》3卷、庄道名《略例疏》1卷，此二部著作均是在三国王弼《周易略例》的基础上进行注释或补正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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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还出现了关于图书编例的理论研究著作——《史通》。《史通》为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所著。全书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内篇《体统》、《纰缪》、《弛张》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仅存49篇。《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其内篇专论史书编例，对涉及史书撰写的各种编例都尽可能地进行了论述。其第四卷《序例》篇对编例从总体上进行了专题研究，开篇即提出编例对于史书的重要意义，接着探讨了史书编例从《春秋》起源直至唐代的发展过程，评价历代史书编例的优劣得失，对唐以前的史书编例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他诸篇则分别着重论述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题目、断限、编次、称谓、载文、言词、详略、自序等各方面都列专篇具体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史例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述，这在我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在编例发展史上更是第一次。刘知幾所提出的新观点有些为后来的史学编撰者所采用，从而影响了后来史书的修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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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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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在隋唐五代继续发展，并趋向成熟。虽然这个时期的编例之文仍以序文编例居多，但已经开始脱离序文，专篇的编例已经开始出现。隋魏澹奉敕修撰《魏史》，魏澹写成纪传90卷，别为史论及例1卷，并目录合92卷。此时编例虽与史论共为1卷，但已不再隐含于序文。唐初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30卷，此书是一部音韵学巨著，卷首有《序录》一篇，内分序、条例、次第、注解传述人等几个部分。其中《序》说明著书的缘起、宗旨、过程及意义，与一般序言无异；《条例》则说明了全书编撰的体例、方法和格式，相当于一书的专文编例，只是未以“凡例”为名。唐开元间张守节《史记正义》一书，卷首序文之后有专篇《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分“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谥法解”7个方面，对本书注解的各种编例分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虽未以“凡例”为名，但从内容来看，无异于一篇编例成文，而且把全书编例归为7个方面标题列目，分别叙述，这在编例史上前所未有。如果说《经典释文》与《史记正义》之编例没有明确以“凡例”标名，未能算作成熟的标志，那么，唐代中后期的《春秋集传辨疑》则使这一演化过程完成。《春秋集传辨疑》为唐宪宗时陆淳所著，全书10卷，卷首冠以编例一篇，明确标为“春秋集传辨疑凡例”（见附图11），内有编例17条，每条均以“凡”字开头，说明了删节经文、传文的原则，注解经文的方法，以及书写的格式等。以上所述说明，编撰者已经认识到编例对于全书的作用和意义，因而把编例作为专篇独列。隋唐时期，编例逐渐脱离序文，走向成熟，开始作为图书的一部分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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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五、宋元——成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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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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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著作的数量，前人记载不尽统一，甚至相距悬殊。《宋史·艺文志序》载北宋著作73877卷，南宋59429卷，合计133306卷；《宋史·艺文志》载两宋著作共计119972卷；周密《齐东野语》载北宋著作45669卷，南宋著作59386卷，合计105055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北宋著作40000余卷，南宋著作50090卷，合计90000余卷。其中《宋史·艺文志序》是据《三朝国史艺文志》、《二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中兴国史艺文志》和《宁宗续书目》统计出来的，因为其中重复较多，脱脱等在编撰《宋史·艺文志》时多有删削，得119972卷。这个数字虽不精确，但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代。《辽史》、《金史》、《元史》均无艺文志，其图书编撰总数不得而知。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清人黄虞稷、倪灿、钱大昕等补辑的三史艺文志十余种汇编为《辽金元艺文志》一书，该书所收辽、金、元著作总数为18250种，除去9101种重复外，还有9149种，这是辽、金、元三代著作的总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以种数计量，而非卷数，而每种图书都会有至少一卷篇幅，由此可以想见辽金元三代著作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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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书空前增多，其中以野史笔记为最，仅《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了113种，故而清人昭梿说：“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88)这些著作都是作者长期为学不断积累而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长短不一，多寡不同，其编排形式也自由灵活，或先分卷，次分门，后分条；或先分卷，后分条；或只分卷，不分条；或分卷不分条，不一而足。宋代类书也大量增加，《宋史·艺文志》著录有278部，10526卷，清倪灿《补志》又增补2341卷。这些新编撰的图书必定有其内在的编例。由于统治的需要，元代政府非常重视农书的编撰，组织编写了重要农书，有《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救荒活民类要》、《打枣谱》等。其中，《农桑辑要》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桑、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个部分，后附“岁用杂事”，排列了一年十二个月的主要农事活动。《农桑辑要》是继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全面介绍北方农业技术的农书，反映了我国13世纪的生产水平。元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之一，盛行于元代。元代元曲著作数量很多，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著录有458种，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535种，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著录元代杂剧700多种，清李调元《剧话》云：“元人剧本，见于百种曲，仅十分之一。”(89)照此计算，则元代杂剧当有千种以上。此外，由于官方的提倡，宋元时期还编制了众多的医学著作，因而宋代编制了医学专题书目《医经目录》、《大宋本草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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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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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编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史书体裁的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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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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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编年体得到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资治通鉴》的创作。《资治通鉴》是由北宋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自班固《汉书》断代为史之后，历代正史——无论纪传、编年，都以断代为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出现，使通史的体裁得到发展。《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备的编年体通史。编年体本是中国最早的史籍体裁，但自西汉司马迁《史记》之后，纪传体便一统史坛，编年体从此沉寂无声，千余年后，《资治通鉴》的问世，恢复了编年体在历史上的地位，使编年体体裁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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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正史“本纪”为经，以“传”为纬，将“志”之大端编入相当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叙以及人物首出交代籍贯、世系等方法，较好地把纪传、编年优点荟萃为一篇。而《通鉴》的姊妹篇《通鉴目录》又可看作是“表”的演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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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资治通鉴》使《春秋》开端至《左传》、《汉纪》成熟的编年体体裁得到了发展。为了“使读者晓然于记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91)，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30卷。此书按《资治通鉴》的编年次序排列，共有条目2977个，将司马光在撰写《通鉴》过程中对重大历史事件、地点、时间、相关历史人物所作考证一一加以收录，“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92)。司马光因此又创立了史书自注自考的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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