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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辑录体提要目录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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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体提要目录是广泛辑录与该书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为提要的目录，南宋高似孙《史略》已经采用这种方法。《史略》是一部史学专题书目，每书撰有提要，如卷一《太史公史记》下，先引《汉书·艺文志》卫宏《旧议》之文，叙《史记》缺补情况，然后辑录《太史公自序》成文及扬雄、班彪、班固、范晔、刘昭、张辅、葛洪、裴骃、王通、司马贞、刘伯庄、韩愈、柳宗元、刘知幾、白居易、皇甫湜、郑覃、殷侑、崔鸿等人论《史记》之语，并稍加评述，说明自己的看法。其他各书提要也多摘引前代诸家原文。到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使辑录体提要目录更加完善，该书四部55类，无论全书总序、各类小序，还是各书提要，均非马端临本人撰写，都是从各类典籍中辑录而成，“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101)，都编在目录提要之中。《文献通考·经籍考》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主要依据，除此之外，还辑录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正史列传、各书序跋和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它保存了前代大量的原始文献，为读者提供各种相关资料，非常有利于研究者从多种角度进行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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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经籍考》之所以采用辑录体形式，是由《文献通考》全书的体例决定的。《文献通考》是一部政书体史书，全书的编纂就是辑录前代典籍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经籍考》作为全书24门中的一门，必须与全书体例保持一致，故采用辑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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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辑录体体例的优点，清代的《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朝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章学诚《史籍考》、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目录著作均采用了这种撰写提要的方法，可见辑录体目录对后世目录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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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丛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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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是汇集有关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图书，产生于南宋。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编辑前代著作成《儒学警语》，该书共收书六种，即《石林燕语辨》10卷、《演繁露》6卷、《嫩真子绿》5卷、《考古编》10卷、《扪虱新话》8卷、《莹雪丛说》2卷，共41卷。由于《扪虱新话》分上、下两集，故本书又号称《儒学警悟七集》。《儒学警语》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丛书。七十年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左圭辑成另一部综合性丛书《百川学海》，共汇辑了唐宋人野史杂说、宋人诗话、六朝著作等100多种，分为10集179卷，内容更加丰富。《儒学警悟》与《百川学海》两书被视为中国丛书的鼻祖，它们是出现于两宋时期的又一新型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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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注合一的编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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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前，为经传作注解的著作并不与本书合在一起，而是各自为书，分别而行。至宋代，刻书者将注解散入本书之下，二者于是合而为一。钱大昕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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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撰九经注疏，本与注别行，故其分卷亦不与经注同。自宋以后刊本，合注与疏为一书，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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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三家注“初各为部帙”，也是到了北宋“始合为一编”。(103)经注合一的产生主要是满足阅读的需要，未合之前，读者诵习，原书与注解要分持两本，颇为不便；合编之后，只需一本，经注两全，十分便利；而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也使大部头书籍的出版成为了可能。但经注合一也有缺点，如果刻书者校勘不精，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注文经常会参入到本文中，读者不察，将会误读，甚至原书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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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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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研究者们仍然注重以例求义的方法，因此研究《春秋》编例的著作较多。关于《春秋》编例的研究专著，有宋代叶梦得《春秋指要总例》2卷，石公孺《春秋类例》12卷，胡安国《春秋通例》1卷，邹氏《春秋总例》1卷，陈德宁《公羊新例》14卷，《榖梁新例》6卷，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10卷，赵瞻《春秋经解义例》20卷，丁副《春秋演圣统例》20卷，冯正符《春秋得法志例论》30卷，王晳《春秋眀例隐括图》1卷，崔子方《春秋本例》20卷、《例要》1卷，毕良史《春秋通例》15卷(104)，程迥《春秋显微例目》1卷，陈知柔《春秋义例》12卷，朱临《春秋统例》20卷，刘敞《春秋说例》2卷(105)等。元代关于《春秋》编例的专著不多，主要有吴澄的《春秋纂例》12卷，卷首为总例，共七篇。这个时期关于《周易》编例的研究著作有宋代黄黎献《周易略例义》1卷、顾棠《周易义类》3卷等。从数量上，我们可以看出，单是有关《春秋》编例的专著已经超过隋唐时代；从内容上看，其研究范围也比隋唐时代更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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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宋代郑樵所著《通志·艺文略》中，对各部类著作又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分别予以归类并注明，在著录经部“易类”著作时，有云“‘右类例’十部三十卷”；在著录“春秋类”著作时，有云“‘右条例’二十四部二百三十五卷”。此处，“类例”、“条例”之作即是关于《周易》、《春秋》编例的专著。这说明，到宋元时期对《春秋》、《周易》编例研究的专著已经相当之多，其数量引起了目录学家的注意，以至于专门列类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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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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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时期开始，编例已经渐渐脱离序文，开始独立成篇。宋元时期的编例继续深化普及这一过程，其内容不断完善，许多书籍在编制时候先定制编例，在出版时，编例或另行撰写，与书籍别行，或作为单篇列于书籍之中，并且明确以“凡例”标题。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共分为四个阶段，其第一步就是编制全书编例，确定全书编撰的大纲和遵循的原则。这些具体的编撰方法，司马光专撰《通鉴释例》一书作了详细说明。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其遗稿已散乱，仅存的一部分，脱略也十分严重。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将其撮取分类，为36例，付梓刻印。今本《通鉴释例》只有12例，盖后人将细目合并，或又有遗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邬国义曾撰《〈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新发现》一文，作者根据元初张氏晦明轩刻本《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考证出《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全文，与现存十二例进行了比较，并对此三十六例作了笺注，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资料和依据。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有“编例”，分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徒、祭祀、行幸、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罢免、人事、灾祥9门，共137条，自古图书所列编例，无有如此之多者。朱熹所作另一著作《韩文考异》亦有编例。南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凡例”分“正例”、“杂例”两大类，“正例”又分灾祥、沿革、号令、征伐、杀生、除拜诸条，“杂例”又分行幸、赐宴、缮修、郊祠、赏赐、进书、振恤、蛮夷朝贡、蛮夷君长死立诸条，共15条。另有变例，则随事立于文中。元代独立的编例更多。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有“凡例”32条，分韵例、音例、字例、义例4类；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有“凡例”16条；李廉《春秋会通》有“凡例”10条；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有“凡例”10条；滑寿《难经本义》有“凡例”7条；景星《大学中庸集说启蒙》有“凡例”7条；张存中《四书通例》有“凡例”8条；胡炳文《四书通》有“凡例”8条；董鼎《书传辑录纂注》有“凡例”8条。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仍然有不少书籍编例仍然内含于序文之中，仍然有不少序文仍标题为“序（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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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六、明清——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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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图书编撰的繁荣时期，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图书数量众多，种类齐全，体裁大备，图书编例也更加细密，具有总结性和规范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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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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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作数量极多，《明史·艺文志》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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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有明一代以来，君臣崇尚文雅，列圣之著述，内府咸有开板。而一时之著作，亦有彬彬。崇正学者，多以濂洛为宗；尚辞藻者、亦以班扬为志。迨夫博雅淹通之士，著述尤多。故其篇帙繁复，远过前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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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主要搜集明代著作，共12000余种，《明史·艺文志》以此为底本修改而成，著录明代著作4633部，96977卷，这个数字基本反映了明代图书编撰的情况。清代是我国图书编撰的极盛时期，图书编撰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关于其总数，吴士鉴等《清史稿·艺文志》著录9633种，138078卷，武作成《补编》又增补10438种，93772卷，合计20071种，231850卷。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绍曾等所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旨在补著前二书未录之书，拾遗补阙54880种，数量空前，超过《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收书总数一倍多。上述三书，共计著录清代著作74951种，这个数字大体上比较接近清代著述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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