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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贾谊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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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所著述五十八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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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贺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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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祖父昆邪，著书十余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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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文苑传》载王隆“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12)；夏牙“少习家业，著赋、颂、赞、诔凡四十篇”(13)；黄香“所著赋、笺、奏、书、令凡五篇”(14)，等等。此所述诸人之著作均只概言若干篇若干言，而不明言所著书名，可见当时未有命名。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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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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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董仲舒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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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余万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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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述诸书，虽有篇名，但仍无全书之名。《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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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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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穰苴列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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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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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郦生陆贾列传》所云“号其书曰《新语》”，等等，此所述诸书，虽有书名，但均是他人所号，《虞氏春秋》为世俗之人所称，《司马穰苴兵法》为齐威王大夫之所号，《新语》乃高帝之所称，皆非作者自己命名。其他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魏公子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都有类似记载，故余嘉锡云：“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19)宋叶梦得云：“古书名篇，多出后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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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撰书名始自吕不韦《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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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十二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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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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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则《春秋》之名，出于不韦之意，与他书为时人所号者不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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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自著书而自命之名，始见于此”(23)。其后，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21篇，《外书》多篇，亦自号其书曰《鸿烈》。秦汉出现了自撰书名之例，但为数极少，只是个别现象；汉代之后随着书名的普遍化，自定书名亦随之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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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前，图书稀少；战国时代，诸子蜂起，著作增多；故先秦图书的命名多与人有关。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服氏》、《晏子》、《孟子》、《董子》等是以作者之姓为书名；《史籀》等是以作者之“身份+名”为书名；《公孙龙子》、《韩非子》、《李克》等是以著者之名为书名；《鹖冠子》、《野老》等是以作者之号为书名；《广武君》，作者为赵国谋士李左车，封广武君，此是以作者之官名封号为书名；《左氏微》、《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等是以“作者+文体”为书名。作者不可考之书，《汉书·艺文志》则以其他方式命名。例如，《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内业》15篇、《谰言》10篇、《功议》4篇、《儒家言》18篇，“阴阳家”类有《杂阴阳》38篇、《卫侯官》12篇，“法家”类有《燕十事》10篇、《法家言》2篇，“道家”类有《道家言》2篇，“杂家”类有《杂家言》1篇，并注曰“不知作书者”或“不知作者”等言，此皆《数术略序》所谓“虽有其书，而亡其人”之类。其中，“《内业》、《谰言》等书盖皆后人之所题，或即用其首篇之名以名书。《儒家言》、《杂阴阳》、《法家言》、《杂家言》，则是刘向校雠群书时，因其既无书名，姓氏又无可考，姑以其所学者题之耳，皆非其本名”。(24)此外，还有以全书首篇数字命名者，这主要是由于古代图书简陋，多是单篇流传，篇名即是书名，而篇名多以首句数字命名。孔颖达《毛诗正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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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篇之例，义无定准，多不过五，少才取一，或偏举两字，或全取一句。偏举则或上或下，全取则或尽或余，亦有舍其篇首，撮章中之以言，或复都遗见文，假外理以定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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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章》首句云：“急就奇觚与众异。”因取首二字为书名。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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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苍颉篇》首句虽不可考，然《流沙坠简》卷二第十八简上有汉人学书字，中有“苍颉作”三字，疑是《苍颉篇》首句中语，故学书者书之。其全句当云‘苍颉作书’，句法正仿“大史籀书”。《爰历》、《博学》、《凡将》诸篇，当亦以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证也。(26)古书多单篇流传，故篇名即书名。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有《唐革》二十枚，罗福颐考定“唐革”即“唐勒”，得到公认。但这篇文章经李学勤考订应是宋玉作品，之所以取名《唐革》，是因为首句为“唐革与宋玉言御襄王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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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命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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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后，图书命名渐趋增多，其命名方法也越来越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与图书内容有关，一类与图书著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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