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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以叠字命名。明人孙鑛有《书画跋跋》，如此命名“因王世贞先有《书画跋》，鑛又跋其所跋，故重文见义，犹《非非国语》、《反反离骚》例也”(35)。《文选》成书之后，续鑛之作不断，明代刘节编《广文选》，之后周广治编《广广文选》，又赓续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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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在原书名之前加与内容有关的冠词，成为新的书名。书前冠词名目较多，常用的有“绣像”、“新刻”、“新编”、“绘图”、“插图”等，如《绣像忠烈全传》、《新刻急就篇》、《新编历法大成》、《绘图西厢记》、《插图本荣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三槐堂刊全像水浒传》、《新刻出像京本水浒传》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类书名是在印刷术发明普及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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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图书作者有关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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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书作者有关的命名，一般以文集为多，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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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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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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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不少同书异名的。同书异名就是一种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称。如《老子》又名《道德经》，《庄子》又名《南华经》，《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古文春秋》，《诗品》又名《诗评》，《红楼梦》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金玉缘》5个别名。同书异名现象由来已久，西汉刘向在整理图书的时候就注意到《战国策》有多个不同的书名，《战国策书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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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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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同书异名的情况。明人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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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本书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异者，如颜师古的《南部烟花》即《大业拾遗》也；李绰之《尚书谈录》即《尚书故实》也；刘珂之《帝王历歌》即《帝王镜略》也，此所谓实同而名异者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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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杜信孚《同书异名汇录》是迄今为止查找同书异名较为详备的一部工具书。此书在1982年版《同书异名通检》的基础上再次增订，共著录同书异名的图书13500多条，其中有的图书异名有9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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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同书异名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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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秦时期同书异名主要是因为其时图书多无作者自定之书名，后人称呼，多有不同。诚如余嘉锡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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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书名，本非作者所自题，后人既为之编次成书，知其为某家之学，则题其氏若名以为识别；无名氏者，乃约书中之意义以为之名。所传之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则其书名不能尽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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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古书的标示方法有多种。一种书有多种不同的命名方式，这造成了大量同书异名的出现。如一人之文集，可以以作者之姓、名、字、号、官职、地点等多种方式命名，故《贾谊集》又名《贾长沙集》；《李太白集》又名《李翰林集》；《柳河东集》又名《柳柳州集》、《柳文惠公集》；《文山集》又名《文山先生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等。而一人之字、号有时也有多个，如宋代黄庭坚就有山谷老人、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等名号，且都见于其诗文中，这就使一集之名更加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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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就曾使用几个不同的书名。《红楼梦》之所以有多个书名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创作时就曾根据侧重的内容不同而用过几个书名，如《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石头记》、《红楼梦》等都是其曾用过的书名。有的图书是因为稿本与定本书名前后不同，但同时流传下来。如南宋淳熙年间吕祖谦编《宋文鉴》（当时称《皇朝文鉴》），此是其定本之名。但初编之时，其书名为《文海》，当时周必大曾上奏曰：“《文海》乃近时江钿编类，殊无伦脊，莫若委馆阁官铨择本朝文章，成一代之书。”(39)朱熹亦有与东莱论《文海》书；书成之后，宋孝宗赐名《皇朝文鉴》，遂有此名。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初名“纠谬”，后改为“辨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于湖州，仍题曰“纠谬”，至今尚沿其名。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初稿名曰《行边纪闻》，后编次成帙，复改书名，而二名并行于世。清初唐甄《潜书》原名《衡书》，后因连蹇不遇，更名《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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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后人将书名简化。清陆以湉曾论后人简称前人之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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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之名，今有改减其字者，如《周易》称《易经》，《尚书》称《书经》，《孔子家语》只称《家语》，《五代史记》去“记”字，《古列女传》去“古”字，《白虎通义》、《风俗通义》皆去“义”字，《说文解字》去“解字”二字，《世说新语》去“新语”二字，习俗相沿，有不知其本名者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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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省称而简化书名主要是那些书名较长的图书，清代有两部书名堪称冗长的医书，一是钱璜的《重编张仲景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书名凡15字，后人因省称《伤寒溯源集》；一是喻昌《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书名达16字，世人省其文简称《尚论篇》。其他如扬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明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简称《甲乙倭变钞录》，《焦太史国朝献征录》简称《献征录》，《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总目》，董真卿《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简称《周易会通》等，这就使得一书具有了两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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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避讳方面的原因。避讳是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为了回避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号被迫将书名改易。如为了回避隋文帝杨广之名，《广雅》易名《博雅》；为了回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齐民要术》易名《齐人要术》；为避清高宗弘历之讳，梁释僧祐《弘明集》改名《宏明集》。避讳有多种方法，需要回避之字多用同义之字代替，而同义之字不只一个，这又增加了同书异名的情况，如为了回避唐高宗李治之讳，《治道集》改名《理道集》、《政道集》；明李中梓《本草通玄》，清刊本改为《本草通元》、《本草通原》，此因避讳一书增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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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因后人改易，一书具有多名。后人改易前人之书名，又有编者改与刊者改两种情况。古代多有前人著作后人整理或重新编次，因而改定书名，宋代后尤为常见，而以文集为最。明叶盛曾对这种情况作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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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制作，名集编次，多出于己。或身后出于门人故吏、子孙学者，亦莫不然。周必大所识《欧阳文忠公集》亦可见已。今人不知此，动辄妄意并辏编类前人文集，如处州《叶学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文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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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魏野原著《草堂集》10卷，后其子重编汇为7卷称《巨鹿东观记》；张耒有《张右史文集》，后来散佚，清修《四库全书》时将其重定为《宛丘集》，武英殿聚珍版则取名《柯山集》。刻书者经常将原著改头换面以谋利益，变换书名、巧立名目是其常用手段之一。如《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原名《汉唐会要》，其所为《对策机要》者，想当时刊书人所加，以邀易售”(42)。《古唐类苑》160卷“实《北堂书钞》也。恨书贾欺人，好改易古书，名目一变，而为《大唐类要》，再变而为《古唐类苑》，辗转滋谬，致失其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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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政治因素。为加强思想控制，历代统治者都禁止不利其统治的图书出版，历史上的各种禁书目录就是很好的例证。变换书名常常是反禁的一个方法，如《盾鼻随闻录》改为《钞报随闻录》就是如此。还有一些书籍由于著者受政治事件的牵连，其书亦不得不改换名目，如《东坡先生易传》又名《毗陵易传》，乃因“元祐党禁不敢显题，以先生终于常州，故称毗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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