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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姓名相类，如三孙子，三邹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乱，然有不可辨者。二孔甲，一黄帝史，一仲尼孙，俱著书，俱名《盘盂》，一载汉艺文志，一附孔丛子中，今艺文志之盘盂不传，而孔丛子之盘盂传世，遂以后之盘盂传之前之孔甲，非也。而牟融，一汉太尉，一汉布依，俱著书，俱名《牟子》，一载《隋经籍志》，一附《弘明集》中，今经籍志之牟子不传，而弘明集之牟子传世，遂以释之牟子传儒子牟融，亦非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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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之人，其称谓更多，有姓、有名、有字、有号，其名、字、号又多有相同者，钱大昕曾记录明代以前号相同之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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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天自号醉吟先生，而皮日休、郭祥正亦号醉吟先生。乐天又号迂叟，而司马温公亦以自称。邵尧夫、程正叔俱号伊川先生。黄伯思号云林子，而贡奎、倪瓒俱号云林。邵博、蔡元定、真德秀先生俱号西山先生。政伯英号归愚翁，而葛立方亦号归愚。韩驹、牟巘俱号陵阳先生。郭雍、许谦俱号白云先生。苏元老、蔡沈俱号九峰先生。郭忠孝、黄裳俱号兼山先生。胡宏、李孝光俱号五峰。王十朋、史达祖俱号梅溪。洪迈、徐子方俱号容斋。王柏、许衡俱号鲁斋。刘子翚、李之纯俱号屏山。吕南公、计有功俱号灌园先生。钱文子号白石居士，姜夔号白石道人。杨绘、杨杰皆号无为子。魏掞之、谢谔皆号艮斋先生。刘清之号静春先生，刘黻字季文，号静春，元表易亦有《静春堂集》。林之奇、王寂俱号拙斋。冯椅、王应麟俱号厚斋。王厚之、赵彦肃俱号复斋。张行成号观物先生，祝泌亦号观物老人。陈去非、翁应龙俱号简斋。薛绍彭号清居士，而倪瓒亦有清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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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称谓相同，这是古代同名异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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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撰述内容相似。古代许多内容相似的作品，书名也多相似或相同。如上所列举之《隋书·经籍志》与《经义考》著录诸书即是如此。其他如孟康、晋灼、韦昭、崔浩、刘嗣均有《汉书音义》，夏侯泳、包恺、萧该均有《汉书音》，顾欢、释惠观、孟智周、韦处玄、戴跣均有《老子义疏》，徐邈、诸葛氏、孟奥、释道骞均有《楚辞音》，等等。此类书籍“如非共限于一代之史实，当共局于同性质之材料，所谓撰著之对象大致相类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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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书名沿用。前代有著作为世人称道者，后人仿效其作，书名往往相似或相同。明代学者论后人模仿汉代名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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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有《新语》，顾谭亦有《新语》；贾谊有《新书》，虞喜亦有《新书》；桓谭有《新论》，夏侯湛、华谭、刘昼多有《新论》；崔实有《政论》，王肃亦有《政论》；仲长统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贾山有《至言》，崔灵亦有《至言》。六朝好学汉，类如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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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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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书名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反映了图书的信息，如与著者有关的书名反映了图书作者的相关信息，或姓，或名，或字，或号，或官，或地；与内容有关的书名则从不同程度揭示了图书的内容，或编纂目的，或地点，或时间，或人物，或体裁（体例），等等。从这些书名，我们可以对图书进行初步的判断和了解。但是有些古籍，其命名确实不循常规，以致名实不符。如黎庶昌《续古文类纂》2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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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编，上编选经子，中编选四史、《新五代史》、《通鉴》，下编选国朝人古文。只有下编，可谓之续，上中二编，则当云补，一概言续，未免自相混淆，于例不顺……若云《续补古文辞类纂》，虽只增一字，而名实相符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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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书名与全书写作范围不符。王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其名“别集”并非王世贞之文集，而是载明一代典故，此是书名与内容不符。旧本题元陈撰《通鉴续编》2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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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于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为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体，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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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书名与体裁不符。明陈邦瞻有《宋史纪事本末》，“是书纪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自当称宋辽金史纪事，方于体例无乖”(58)。此是书名与记述内容的时限不符。虽然书名是了解一书的第一窗口，但单从书名不但有时不能得知其准确信息，甚至会据此作出错误判断。因此，若要全面了解一书，书名之外还要看其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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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二、古书著者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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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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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题名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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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书皆不题撰著人之姓名，卷端无著者题名。我们现今所看到的题名，均是后人所加。张舜徽先生对古书不自署名的原因作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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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仲尼从事删述，以为己所知觉不及行之于其身，姑垂空文以待后贤，苟得其人，举斯说以施之后世，犹及吾身自行之也。征诸古初立言之家，莫不如此。惟其有是心也，故虽有所著述，未尝据以为私，而必以公诸天下，书之不自署名，亦故其所。先秦古书，大氐然矣。六艺经传多不知作者主名，下逮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悉无由考定出于谁手。上世质朴，群视道术为公器，人惟期于明道，非若后世文士，欲暴其才，有所作必系以名氏也，其立言可谓至公矣。《汉志》于六艺本经，率不标作者主名，斯盖向、歆父子部次群书时原本如此，班氏循而未改，实隐然示人以辨章学术之意。诚以世远难知，宁阙毋误，慎之至也。后世学者不明斯旨，书为开卷，先问出于谁手，苟未得其主名，辄臆定为赝品，持后世著述署名之例，以上绳古代之书，宁有合乎？(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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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继承先秦遗风，多数著作仍不标示著者姓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60)《司马相如列传》云：“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61)可见，当时韩非之《孤愤》与《五蠹》、司马相如之《子虚赋》均无署名，非李斯与杨得意相告，则秦王与汉武帝不可得知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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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之后，为经书作注解的书籍出现，著者之姓氏开始加于书名之上，但并未明题撰著之人。其后，慢慢演化为卷端著者自署其名。余嘉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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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各为章句故训，于是复题其姓氏。盖其初由后人追题者，久而变为著者自署矣。其初只称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虽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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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亦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