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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第四章 史书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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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是中国古书之一大宗,其具体的编例数不胜数。编年、纪传、纪事本末是史书的三大体裁,方志是史书中的重要门类,我们就此四者择其大者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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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一、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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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是按年月日顺序记载历史事实的一种史书体裁,晋代杜预言编年体的记述方式云:“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1)即记事首先标明年代,年代之后记季节,季节之下记月份,月份之下标日期,日期之下述史实,编年体就是以这种方式编排众多历史事实的史书体裁。编年体产生之后,其编例不断地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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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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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上古原始的记事方法。编年记事是古代史官记述历史的通用方法,中国现存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按年月日记事的例证,金石文字具有时间记载的例子则更多。王国维曾对编年记事法作过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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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后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为殷、周文辞通例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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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与金石文献只是原始的资料记载,还不能算作历史书籍,它们还处于编年体发展的萌芽状态。后来的《尚书》则向编年体迈进了一大步。《尚书》由《虞夏书》、《商书》、《周书》三大部分组成,这三部分本身就是按时间顺序编写,而每一部分又按部落首领的前后顺序组织文献。这样,一个由原始社会末期、夏、商、周各代构成的上古通史体系便初步形成。《尚书》中的有些篇章还标有年月日,如《金縢》有“克商二年”,即周文王十三年;《牧誓》标有“甲子爽昧”,甲子为周武王十一年,爽昧即天明;《召诰》一文中按月日详载召公奉命营造洛邑的进程,等等,这些都具有编年体文献的特征。但《尚书》中这样的篇章并不多,且在总体上也没有形成严格按时间编排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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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时期编年记事的方法在春秋时期正式发展成为史书的一种体裁——编年体。春秋时期,各国都有专门史官来记述和编写本国历史,其中不少都称为“春秋”,故孟子有“百国春秋”之言,但这些史书多不传于今。孔子据鲁国及各国史书修纂而成的《春秋》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编年体体裁史籍。在甲骨文和金石铭文中,多有时间的标识,但对时间的书写并不固定和统一,有的日月在前、年代居后,有的年代在前、日月居后,有的只记年、不记日月,有的只记年,或只记月,或只记日,形式不一。《春秋》中,这种按时间记事的方法又有发展,确定了按年、月、日的顺序记事,把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的历史,按照发生的顺序排列起来,中国第一种重要的历史体裁——编年体由此正式诞生。编年体自产生之后,编例不断完善,下面就主要的编年体史书作一概述,以勾勒编年体史书编例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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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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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事简约凝练,少者一字,多者也不过五十字,242年的历史全书只用了18000字。由于《春秋》文字过于简略,后人理解有一定困难,于是便出现了为其作注解的著作,比较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其中,由左丘明组织当时学者编撰的《春秋左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史价值,使编年体体裁更加进步,进而趋于成熟。与《春秋》相比,《左传》的进步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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